什么样的污水处理工艺最好？在高廷耀教授看来，在考虑“技术上的可行性”的同时，还必须考虑“经济上的合理性”，再高精尖的技术如果不能以较好的性价比，转化应用于生产实践，来解决现实问题，就不能称之为“好的技术”。为此，在担任同济大学城市污染控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期间，年逾花甲的他不顾年老体弱，仍四处奔走劳碌，积极推动同济大学一系列环保科技成果落地转化、造福社会。
（来源：上海中耀环保实业有限公司，作者：水业中国网陈震宇摄影，上海供排水项目网戴晓红编辑，2017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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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科，属于工程应用类学科。工程应用类学科是把他人研究出的基本理论，转化成能实际服务于人类的成果，以解决工程应用问题。这对我们来讲更为直接、更接地气，尤其在当时，我们国家迫切需要解决温饱问题、国家安全问题。
我们给排水专业就属于工科，因此重在解决实际问题。你想研究一样东西，首先要考虑“技术上的可行性”。譬如，我们能从污泥中提炼维生素B12，我们现在的技术可以把任何一种受污染的水，包括人的小便，处理到可以饮用，这就是“技术上的可行性”。但是，如果想搞工程应用的话，必定还要考虑一点，即“经济上的合理性”。技术上确实可以做到，但要不要做呢？如果水资源丰富，我为何要把受污染的水处理到可以喝的程度？许多东西都可以生产出维生素B12，我干吗要选用污泥来提取？这不仅成本高，而且心理上很难接受，还有你是否解决了污泥的处理处置和污染问题？如果这个问题尚未解决，那你做出的维生素B12谁要？因此，为研究而研究，不考虑其“经济合理性”，是没有前途的。
后来我在德国，看到有一个裂解装置，用来处理各种废塑料，将它们变成比原油还好的油，然后再把油分馏做成各种油品。德国科技人员很是得意，认为这是技术上一个很大的突破，于是投入上亿马克建造了一座工厂。然而，工厂投产运行后，却年年亏损。为什么？因为石油便宜。工厂固然解决了废塑料的循环利用问题，但成本太高，运行一年就亏一年，最终只能咬咬牙把它报废关停了。
大跃进时，我心里一直琢磨着，我这个学科的“科研”到底该如何做？我认为，第一要看准国家的需要、老百姓的需要，清楚当前急需解决什么问题。第二，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解决问题，但同时一定要考虑到其“经济的合理性“，否则即便做出来成果，也没办法推广应用。当然，关于经济性的问题，刚开始一定是贵的，待规模上去、技术进步之后，会便宜一些，但如果贵得让人家无法承受，也不可能被广泛推广应用。比如，海水淡化技术很早就研究出来了，现在海水淡化成本可以降到每吨十元以下，这样普通人就有可能接受。如果每吨成本要几十、上百元，那就只能用于潜水艇、航天领域，普通人是用不起的。
任何一项工程应用类的科学研究，在解决技术上问题的同时，还必须同时考虑其经济上的合理性问题。对此，我在后来的科研工作中也深有体会。在申报每一项课题前，我都会非常谨慎、仔细地作判断，不会轻率地乱设研究题目。
我们还到工厂去做污水处理，我从中很深刻地体会到这点：如果想做好污水处理，一定要首先了解、弄清楚这个厂进出水的来龙去脉。如果没有调查清楚这个厂的污水中到底有什么成分、生产工艺是什么，那就很难找到解决污水问题最合理的方法。我们当时跑了许多工厂，比如印染厂，同样是一种厂，但加工涤纶布与加工棉布的工厂所使用的染料不同、辅料不同，那么工厂出水情况可能完全不一样。所以要想解决污水问题，必须先深入了解它的生产工艺，弄清水质、水量情况，才能决定我们大概该采用什么治污方案。
后来我常说，“没有哪一种污水处理工艺方法本身是最好的，最适合于某种具体情况的，就是最好的。”因为能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任何一种处理工艺，一定有它自身的特点、适用条件与不足之处，所以你必须结合具体情况来运用。这是贯穿于我个人科研工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理念。如果人家问我“哪一种水处理方法最先进、最好”，我一定是这样作答。我给研究生们上课时，也一直传递给他们这个理念。唯有这样，思想才不会僵化、片面。所以我们搞工程科学的，一定要讲“针对性“，要弄清楚问题的来龙去脉，然后有的放矢、用最合适的方案去解决。这是我自己一个非常深切的体会。早在我做助教时就已经感悟到，任何一个公式、定理肯定有它的假设条件和适用条件，如果丢了这个去把公式乱用、乱套，那就真的“乱了套”了。
我们做环境工程研究的，如果说要确定一个研究课题，首先必须明确的是，作为研究者一定要对这一课题抱有兴趣。科学研究，最大的驱动力往往来源于强烈的好奇心，如果我是毫无兴致、勉为其难去做的，肯定是很难做出成果。但是，光有兴趣、好奇心，还是远远不够的。我们搞工科的，要把科研的最终落脚点，放在着力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国家建设中的问题、具体工程中的问题。因此，你一开始就要判断，这个课题做下去是不是顺应国家发展的需求，是不是符合学科发展的规律和方向。身为一名导师，如果这个基本方向没有把握好，那么最终可能学生虽然做了大量工作，却都是无用功。这也是我从胡老师那里慢慢体会、揣摩到的。
把准科研大方向，至关重要。1980年，我作为德国洪堡基金会资助的第一批中国学者，赴德国开展研究交流，当时环境学科派去的教师就我一人。我深知自己肩上的责任重大，因此我就要准确判断：对于环保这个学科，国家的需求是什么、学科发展的需求是什么。当时，我觉得我们国家建设刚刚起步，拨乱反正、百废待兴，面临的首要问题一定是“水”。人的第一需求是喝水，工农业发展也必须用水。我在德国了解到，水的问题首先是供水，要有足够量的水、高质量的水。用了水一定要排水，用水问题解决了，接下来一定是污水处理的问题。污水处理到了一定程度，一定有个污泥问题，再接下来是固体废物的问题。当这些问题解决得差不多了，接下来就是大气、土壤的问题。我当时就是按这样的顺序排队，来确定自己的科研领域和方向。现在我感到当时的这个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去德国之前我做了一些调研，回国后我更加明确了科研的重点方向，第一个抓“给水”，再抓“污水”，研究方向主要聚焦在这几个方面。
在科研方向找准之后，接下来一定要有研究计划，即基本思路，就是你如何来解决问题；然后再将计划具体化，涉及到具体的技术问题。这当中要注意搜集、查阅国内外的文献资料，看看问题的核心在哪里，我们要攻关的关键点在哪里。科研有它自身特有的规律，能否出成果绝不取决于你完成了多少次实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