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面临用水危机 专家称不应限制居民用水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城市节水需要每一个市民的行动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节水意识已在广州市民中逐渐普及
放眼人类历史，城市与水从来共生共荣。
为城市奠基的先民总是逐水而居。然而，他们的远见，赶不上人类繁衍和城市膨胀的匆匆脚步。昔日令人赞叹的浩浩汤汤，对于亚洲越来越多的特大型城市而言，早已不再雄壮。更何况多少河流污浊浑沌，濯缨濯足，均已不堪。
在中国，城镇人均生活用水量为每天212升，而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用水量为每天68升，巨大的落差，勾勒出的是生活方式的嬗变，与生活品质的提升。现在的问题是，城市与市民能否继续支付这样的“奢侈”？
面对焦渴的现实，我们必须改变。
广州：限水“谣言”从何而来？
撰稿／陈统奎（记者）
今年春天，一则消息让广州市民一下子紧张起来。
据当地媒体报道，2007年3月1日起广东省试行《广东省用水定额（试行）》规定，居民用水按城市人口数量分为6级，人口最多的广州市人均日用水量为210升。如果居民用水量超过限制，将面对高水价的惩罚，从而体现用水越多收费越贵的原则。
令人颇感奇怪的是，市民们发现，210升这个数字如何出台，今后具体实施有哪些措施，官方发言含糊其辞，媒体报道亦语焉不详。规定试行后记者采访了主持这项工作的广州市市政园林局，得到的答复却是：实施方案尚在研究中，“限制说”纯属谣传。
目前，在广州每天的自来水供应量中，约有53％左右为居民生活用水。“我们绝对不会限制市民用水。”广州市市政园林局供水管理处处长、广州市节约用水办公室主任王建平对《新民周刊》说。
这究竟是这么一回事？
210升背后的故事
日前，记者前往位于环市东路348号的广州市市政园林局采访。广州水节水办就在这里和供水管理处合署办公，具体地说，就是两个牌子一套人马。在节水办的墙面上，记者看到了林树森任广州市市长（现任贵州省省长）时题写的一幅字：开源节流。
现任节水办主任王建平说：“我们现在开源与节流并举，但是节流优先。”摆在王建平面前的一个事实是，广州的供水总量一直在攀升，水资源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已经愈演愈烈。毫无疑问，作为一个理性政府，“节流”必是首选之策。有一位专家毫不客气地对记者说：“如果不适时推出定额用水政策，政府便是一个短视的政府。”
当地媒体的报道中有这样一种描述：广州在2000年时每人每日用水544升，为全省之最，近年广州居民用水回落到了每人每日平均322升，但较之上海（150升）和北京（250升），用水量依然偏高。知情者向记者描述，在几年前一次会议上，当时的市长林树森听市政园林局报上322升这个数字后，非常惊讶，质问市政园林局领导：我每天在家也用水龙头冲凉，没用这么多水啊！
事实上，不管是544升还是322升，都是一个综合的统计数字，因为城市生活用水包括城市公共设施用水和居民住宅用水两部分，“市政园林局把街道清洁、公园绿化等公共用水都分摊到了人头上”，结果算出一个令市长惊讶的数字。据说，广州市主要领导还因为这个高数字被中央领导“询问”过。
如今，这些数字又让广州市民紧张了。按新规定，广州市人均日用水定额为210升，与322升比较，市民们发现他们每天的用水量需减少112升，超过了原先用水量的三分之一。
政府对市民用水制定限额，其实是一个误会，误会的原因是政府未向市民披露“210升”背后的决策过程。记者前往负责编制《广东省用水定额试行》的广东省水文局采访，起草人邓良斌告诉记者，其实这个规定颁布前，“我们在省水利厅网站挂出来征求意见，可是好像大家并不关心，提意见不多”。
据悉，这个数字是通过涉及城市生活公共用水的主要行业及家庭单位351家的“典型调查”得出来的。广东省用水定额编制工作始于2001年，由省水利厅与省发改委、省经贸委三个部门联合开展。2002年，建设部出台了《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量标准》，根据这个标准，属于特大城市的广州居民人均日用水额度不能超过220升。邓良斌介绍说，广东省参考了建设部的标准，并适当降低了10升。
记者了解到，220升是申报国家“节水型城市”的考核标准之一。这就不难理解，《广东省用水定额（试行）》出台之前，去年为了创建“节水型城市”，广州开展创建节水型社区活动时，号召市民“每天人均生活用水量在220升之内”。
显然，编制部门并不愿踩建设部的220升这条红线，问题是，210升这个标准是否“因地制宜”？“210升啊，肯定不够，广州天热，人们喜欢冲凉和煲汤，用水多。”广州市环保局一位官员对记者说。而一位小学教师则告诉记者，自己不常在家做饭，210升用不完。编制者之一的邓良斌的回答是：“210升对于90％的广州市民来说都是够用的。”
根据随意采访，记者无法就“210升是否考虑了广州的城市特性”这个问题做出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建设部的220升并非为广州量身定做，它是面向全国所有特大城市制定的一个标准。
邓良斌告诉记者，210升是一个指导性用水定额，对居民个人用水量并没有直接约束力。但他同时强调，这个指标是城市政府制定“超定额（计划）累进加价征收水资源费和税费”制度的依据，换言之，这个指标最终会影响到居民个人。
现在的问题是，210升是否成为广州市市政园林局制定阶梯水价的“切口”，如果居民用水超额就要付更高的水价？
“我们还是以引导为主，引导居民节约用水。”王建平说，广州市节水办不会具体去管居民一天节约多少水，“管得太细了，别人就会以为我们是限制市民用水，广州人每天还是习惯冲凉的，为了适应亚热带气候嘛。”王建平说，一个服务型的政府不应干涉居民用水权利，“提倡节约不等于限制”。
王建平透露说，广州市政园林局起草的《广州市城市供水条例》已经送交广州市人大审议，尽管条例未正式通过，但是政府的工作思路不外乎这两条，一是通过大力提倡（有人建议“强力提倡”，被市政园林局否决）家庭使用节水器具，“通过科学手段来节水”。
二是使用价格杠杆，“价格对市民的用水是有影响的，我们目前的价格（每吨水1．32元）也不是很高。”王建平说，“实行阶梯式计量水价是节约用水管理的方向。”至于210升这个用水定额会不会成为未来阶梯式计量水价分割线，记者没有得到明确答复：“有很多个方案，选择哪一个，得通过价格听证会来决定。”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老公寓楼的这一排排水龙头，是居民最烦心的也是最离不开的
“定额用水”具体而微
看完广东省水利厅等联合下发的《广东省用水定额（试行）》规定，华南理工大学南方水资源研究中心主任陈庆秋马上发现了个中“奥妙”：“这是一个悬在半空的技术标准，至于里面规定用水定额如何实施落实，不着笔墨。”
这跟陈庆秋原来想象的不一样，他本以为这是一个“定额用水”新政，没想到仅仅出来一套名为“用水定额”的技术标准。
至今，广州市尚未正式提出“定额用水”这个概念。何谓“定额用水”？记者请教王建平，他提供的答案很简洁：“就是约束用水行为，设置一个用水定额，不允许超过这个限制。”
王建平说，广州市现在选择的是“引导”而不是“约束”。这就是说，“定额用水”要么尚未提上政府主管部门的议事日程，要么政府现在处于闭门研究状态。
“定额用水是一套管理体系，比如用水价去调节水消费行为，这是一种水需求管理。遗憾的是，水资源供求矛盾时，人们就想怎么去建水库，怎么去扩大供水量，却不去约束人的用水行为。”
陈庆秋直陈：政府管理制度滞后比用水低效率和用水浪费行为更可怕。
以往，水像空气一样廉价，人们以为就像张口就可以呼吸空气一样，只要打开水龙头自来水就哗啦啦地流出来。殊不知，今日广州已经从水资源丰富的时代进入水资源稀缺的时代。“可是，我们的用水行为，我们社会的管水制度没有变。”陈庆秋忧心忡忡。他说，不管是自来水公司还是政府供水管理部门，满眼尽是工程师，“他们的人才队伍基本上是搞工程建设出身，建水库，架水管，他们拥有着丰富的经验，至于如何管理居民的水消费行为，这不是他们的长项。”
摆在水管理部门面前的，是一项政策大调整，即从供水管理向需水管理转变。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工程建设基本上可以告一段落，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在有限的水资源面前进行分配。无疑，分配问题涉及的是十分敏感的利益调整。
这一次，新规定刚刚公布，立即在网上引来一片反对声，“意见很大，反对的声音比赞成的声音多。”邓良斌注意到了公众的反应。显然，市民们首先想到的是，今后用水超过210升就要多交钱了。
他们的担心在目前看来还不会变成事实。但假如开始实施“定额用水”管理制度，谁来代言普通市民的利益？具体的定额标准是210升还是300升，哪一个标准更能体现大众的利益？
当然，假如实施“定额用水”管理制度，问题远远不止这些。记者在广州采访，两位市民列举出两种情况，拜托记者向政府主管部门请教应该怎么办。当然，他的疑问有一个假设前提：“用水定额”为每天每人210升。
第一位是陈庆秋副教授。他几年前从北方调来华南理工大学任教，至今爱人和孩子仍在老家。他的问题是，“定额用水”管理是否与户口挂钩？如果挂钩，那么广州400多万外来人口怎么办？如果不挂钩，那么填报材料时，他可以填上一家三口，可事实上，只有他一个人在广州生活，独享630升，制度对他失去了约束力。因此，这个制度是不公平。
第二位是广州某小学老师胡可佳，她在广州拥有两套房子，不定时地在两套房子里轮流居住。她问：是不是每套房子都执行210升的标准？如果是，那她实施上已经拥有420升的定额，这样，制度亦是不公平的。如果不是，政府该如何对这些同时拥有几套房子的人进行用水管理？
显然，这么具体而微的问题，现在很可能还没有进入政府的研究视野。政府的愿景是打造节水型城市，但是，约束人们的用水行为是一项“管理科学”，需要一板一眼、从细节开始的整套制度。
邓良斌显然很清楚这一点，他在起草通知时写下了这么一段话：“在做好《定额》试行工作的基础上，应积极开展计划用水工作，制定超定额累进加价征收水资源费和水费的办法，探索和建立节约用水和用水定额管理的长效机制。”
这个机制，在陈庆秋看来，就是“定额用水”管理制度。陈庆秋坦言，这是一套高成本的管理制度，因为所谓约束人的用水行为，所指是用水低效率行为和用水浪费行为，而要科学地评估居民用水效率，“工程复杂而浩大”。
广州沦为缺水城市？
“政府今天还没有限制市民用水，但这一次政府非常清晰地向市民传达了一个信号，广州需要节水。”华南理工大学南方水资源研究中心主任陈庆秋说。
耐人寻味的是，《广东省用水定额（试行）》是一个面向全省各行各业的用水标准，可舆论焦点全都集中在广州，比广州更缺水的深圳和东莞反而被忽略了。事实上，早在1980年代，深圳就已被定义为缺水城市。
“如果无视水的问题，人类看到的最后一滴水，或许是自己的眼泪！”广州市一位政协委员曾经表达了这样沉痛的预言。在国人一般的印象中，珠江之于广州，好比长江之于上海，广州人和上海人都有用不完的淡水资源。然而，现实是残酷的。
“广州市位于丰水区，降雨量相对较大，给人一种不缺水的错觉，广州人对水资源盲目自信。”珠江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范锦春亦如是说。
陈庆秋进一步分析道：“降雨量高低仅仅是决定一个地区缺不缺水的决定因素之一，更关键的因素是社会经济系统的规模。人们在看到珠江三角洲雨水丰沛的同时，更应该看到珠江三角洲所聚居的人口规模与经济总量！”
据陈庆秋统计，珠江三角洲的平均降雨量和产水模数大约是全国平均值的2．9倍，然而由于珠江三角洲的人口密度大约是全国人口密度的3．7倍，使得珠江三角洲地区人均本地水资源量大约只有全国人均水资源量的80％。
“由于人口聚居，珠江三角洲是一个依赖过境客水的贫水地区。如果没有珠江的过境客水，珠江三角洲地区大部分城市都会像深圳一样，需要贴上缺水城市的标签。”陈庆秋直言。
“过境客水”是记者在广州采访时频频听到的一个名词，它反映的是广州地处珠江下游的一种无奈心情。如果在枯水年或枯水季节，广州将受到上游省区用水的制约，受制于人。数字表明，广州市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约为2．3万立方米，如果扣除过境水量，广州人均占有量仅为1375立方米，只有全国人均占有量的56％。
“过境客水”虽然造福羊城，但同时也严重影响了珠江广州河段水质，珠江广州河段接纳佛山、南海和三水等地的城市污水，这些水的水质均为劣V类标准。据广东省水利厅提供的材料，珠江流域流经城市河段水质呈恶化趋势，以广州市附近的珠江西航道和王浦河段为最，“这两个河段的水质经常维持在V类（重度污染）或劣V类的水平，已大大超出了该河段的水环境承载能力”。
令人惊讶的是，西航道是广州市的主要饮用水源地之一，以此为水源的西村、石门两水厂占全市区供水量的48％，但两水厂的水源水质只能达到IV类，主要是大肠菌群超标。这就意味着，广州将近一半的饮用水净化成本惊人。越秀区不少居民向记者反映：“我们家自来水的化学品味道特别浓。”
此前，前航道的车陂、员村水厂，王埔水道的王埔水厂，后航道的河南水厂都因水源水质严重污染而关闭。“水质问题已成为目前和将来广州市供水的主要制约因素，水质性缺水正威胁着广州。”中山大学水资源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陈晓宏说。
广州的另一大敌是海洋咸潮。譬如2004年，百年不遇的咸潮与20年一遇的旱灾同时袭击珠三角，番禺、珠海等地不得不间歇性停水，广州全城供水一度紧张。广州市节水办分析说，如果遇上枯水年或咸潮倒灌，广州将面临着严重的季节性缺水与水质性缺水。
在去年5月举行的“2006年广州市城市节水宣传周节水研讨会”上，范锦春语出惊人：“按照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如果不厉行节约的话，到2030年以后，广州人守着珠江没水喝将不再是天方夜谭。”于是，在广州，政府一面释放广州缺水的信息，一面引导市民节约用水。
为了向市民表示政府珠江治污的决心，2006年7月12日，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广州市市长张广宁带领广州3500多名市民一起横渡了珠江。
上岸后张广宁说：“本次横渡不是为了游泳而游泳，而是对此前治污成绩的检验。”政府想借此表明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曾经大面积发黑发臭的珠江水质已明显好转，可以游泳了。
然而，可以游泳了并不等于水厂可以取水加工了。陈晓宏告诉记者，林树森任广州市市长时，曾要求主管部门通过治理珠江来扭转水源水紧张局面，陈晓宏“毫不客气”地告诉这位市长，治污乃长久之计，短期内广州只有“开源”，从更远的地方调水、买水。
但是，长远来看，“如果广州不能够有效解决水污染问题，广州难逃缺水城市的命运。”陈庆秋说。
上海：从治“血栓”开始
2004年开始，上海启动大面积换管工程，预计2010年前所有老旧供水管道将得到改善，因爆管造成的水资源浪费将大幅缩减。
撰稿／梅璎迪（记者）
百年老水管爆管了
2006年9月27日晚上9点，杨树浦路88号门口的路面突然出现数十平方米的破裂带，大量地下水从翘起和塌陷的路基裂缝中喷涌而出。短短数分钟，几百米长的道路汪洋一片。
几公里外，赵智伟的手机铃声突然大作。担任沪东供水管理所虹口养护站站长，他清楚掌握着辖区内所有地下自来水管的情况。接到告急电话，他意识到这次爆管事件很不一般。
从杨树浦水厂一路往西南而行，中国最古老的水管就敷设在这段区域内。上海地方志办公室的资料显示，光绪七年（1881年）英商在上海动工兴建杨树浦水厂。同年8月8日，上海敷设下全中国第一根水管，从杨树浦水厂直通英租界，全长9．7公里，管道材质全部从英国进口，专门用于向租界外国侨民供水。
随后，英国人又从杨树浦水厂通往北苏州路、提篮桥、外白渡桥等区域陆续敷设了口径大小不等的水管。一个世纪以来，这些英制老水管一直默默埋藏地下。因管质精良，输水工作百年未停。
如今英国老水管出问题了？！赵智伟有点吃惊，多年来国内老旧水管屡屡发生爆管事故，英制老水管的事故量却屈指可数。
挖开路基，英国水管的模样逐渐显露山水。乌黑的管身和国内管道别无二致，继续深挖，赵智伟发现，考虑到城市变迁带来的路面沉降以及地下泥沙流动，19世纪的施工人员在敷设这条管道时，特意在每个接口下方加设木桩支撑，防止因管道移位引起爆管事故。打开管道内壁，国内七八十年代才开始使用的内衬隔绝技术，在百年前的英国老水管中就已经被广泛使用。工业革命让当年英国精良的铸造工艺走在了世界前端。
杨树浦地区地下泥沙pH值酸性程度不高，加之英制管道比国内制造的更为敦实，管身鲜见腐烂锈蚀的部分，整条老水管保存得相当完好。赵智伟推测，一根制造精良的水管因自身老化因素导致爆管的可能性相对低微，很可能是外力因素导致爆管。“爆管发生在晚上九十点钟，正好是土方车、槽罐车大量通行这段路面的高峰期。由此推断，爆管是受路面连续重压导致。”
和这些偶有发作的英制老水管相比，国产水管几乎天天都在给抢修公司惹麻烦。现在上海地下敷设的300毫米口径以上干线自来水管道总长度超过1万公里，其中200多公里的管道是在1949年以前敷设并使用至今的，使用年限已超过50年。另外上世纪50年代尤其是“大跃进”全民大炼钢铁时期铸造的材质低劣的自来水管约700公里也都敷设进了上海的大街小巷，400公里水管管道内甚至都没有内衬隔绝。“大部分发生问题的水管都是那段时间的产品。”自来水市北有限公司总经理办公室副主任李春晖经济师说，地下水管爆管严重的会向上冲毁路面，造成相关路段的交通中断，向下冲散地下泥沙导致路面塌陷。一旦发生爆管，流失的水量就可能达到几吨甚至几百吨。
和显性的爆管事故相比，隐性的水管内锈“二次污染”症状也是一座城市必须解决的问题。这个问题追根溯源可至古文明早期，含铅或铅制的水管就已经在西南亚的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古希腊和庞贝古城中广泛应用。相传古罗马城的供水管道全部用铅制成，随着时间流逝，铅逐渐被锈蚀。长期使用这种铅水管的罗马人因此智力下降，以至于到公元5世纪时，他们缺乏应付帝国内外危机所必要的智力，最终导致了帝国的衰败。
如今，上海地底下存在着几百公里运行状况不佳的水管，缺乏内衬，锈蚀严重，即使自来水厂的“出厂水”达到高标准，也会在老化的管道中形成水质的“二次污染”。2004年开始，上海启动大面积换管工程，对“服役”时间超过50年的地下自来水管道实施“强制退休”制度，包括掘开路面的“透明”换管工程和路面交通繁忙的地下非开挖内衬管技术改造。预计2010年前所有老旧供水管道将得到改善，因爆管造成的水资源浪费将大幅缩减。
小水表故事
上海大面积更换老旧管道，因此而节约的水量数字巨大。
实际上换管只是节水的第二乐章。近年北京等城市开始实施总表分装工程，而上海早在上世纪70年代就已领全国之先，2006年统计的结果是上海家庭的总表分装率已达到90％以上。
“居民节水意识可以从分表安装后的用水量上得到反馈，普遍的数据是前后相比用水量节约了20％到25％。”李春晖说。
25％！相当于每家每户一个月里有一个星期不用水。没有人可以这样生活。生活在上海老弄堂石库门，或者由老办公楼改建成住宅大楼的居民，都曾经历过这样一道特殊的风景线：电表分装，水表合用。这种现象直接导致水与电的使用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楼道里蛛网密布却没有一盏公用路灯，每家每户都从各自家中拉出电线，接上自己家的路灯，频繁进出也绝对不会发生忘记关灯的浪费事件。而合用的水表，算费方法是将总费用按人头计算平摊到每户居民，潜规则人人心知肚明：“多用是用大家的，少用就是让别人占了便宜”。
“那时候几户人家用一个公用水池，谁家洗衣用水多了，谁家这个月住了几个客人，大家都盯着看。”李玲群1982年结婚后就搬进了仙霞西路的老公房，十几年来一直用的都是供水总表。住过老房子的人都知道，邻里彼此都熟识，下雨帮忙收件衣服，热水烧开了帮忙叫一声，真是远亲不如近邻。可这些都不妨碍大家在用水时“亲兄弟明算账”。“洗衣服搓肥皂基本不关水，洗碗洗菜水就开着冲，有时候洗个碗要放水斗里冲上一刻钟，后面等着用水的咕哝两句，洗碗的回一句‘又不是不付水费’。哪个月要是谁家里住了几天客人，或者周末回娘家来的人多了，算水费的时候就要加算半个人头。脸皮没有撕破，但心里总是不高兴的。多付了水费就更要多用水。”李玲群说，那时候有个邻居一星期要洗三次澡，大家竟然也会觉得过分。合用水表非常不方便，邻里关系常常因此显得很微妙。
2005年，自来水市南公司总表分装工作进驻小区，将所有合用水管划分到每家每户。公用的水斗按照合用居民数分装水龙头，每户居民都装上了自己的小水表。从合用变成了独用，居民的节水意识“毫无理由”地突然高涨。李玲群从那以后再也没看见哪家洗碗洗菜前还要开着水哗哗冲上半天，也没有人再去过问这个月哪家是不是多住了几个人。几十年的生活习惯一朝改变，原因实在是很简单。
“装小水表对我们自来水公司来说是个‘赔本’的买卖。居民独门独户用水后开始节约，我们的水费收入自然就大幅缩水。”李春晖说，上海目前水费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为0．57％，自来水价格在全国36个大中城市中排第23位。
节水难题
2006年3月14日上午，温家宝总理中外记者招待会在北京举行，席间一位记者在就环保和可持续发展问题向总理提问时，情绪激动地表示“上海的水是黄的，已经到了‘简直不能吃’的地步”。
3月15日，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及上海市水务局做出回应：上海市政府累计投资50多亿元用于城市供水水质的保障，个别地方出现的自来水发黄，主要是水管老化产生的铁锈，或者是新安装的水管质量不够好，该记者说法以偏概全，上海饮用水水质完全符合并优于国家标准，根本不存在无法饮用的问题。
上海饮用水水质是否达标毫无争议，但水流发黄却是一些居民遭遇的困境。“‘毛细血管’堵塞的确会带来水流混浊的情况，尤其是一些抗腐蚀性能较差的镀锌铁管，一晚上过后，水龙头里可以放出一盆黄水。”李春晖承认，上海在大力推进地下老旧水管换管工程的同时，也发现大量从管道支线进入居民大楼各家各户的毛细小水管在使用8到10年后就存在着内壁锈蚀情况。
但凡装修过新居的市民都知道，水管埋设大多采取隐蔽工程，或敷设于地板下方，或穿墙而过。自来水公司提供的水管只接入大楼，居民室内敷设的水管一般都另行购置。受价格因素引导，一些居民选择的是质量低劣、抗腐蚀性差的镀锌白铁管。这些水管在使用几年后就会出现内壁锈蚀，严重时可将整根水管堵塞，于是水流泛黄，水量变小。要解决，就要换管，但实际上很少有居民愿意撬起自家的地板，拆破墙面。对此，自来水公司也绞尽脑汁，想出两种替代方法。一是在大楼外另新建水管，旧管保留但废弃不用。另一种方法将旧管锯开，从一端打入砂粒和强压缩空气，砂粒借助管道内空气的强压高速运动，和管壁锈蚀物摩擦，从而达到去锈疏通的目的。但这一方法治标不治本，旧管锈蚀依然会在数年后再次发生，同时成本也不低廉，视管道长短粗细及锈蚀情况不定，价格从几百至千元不等，几乎抵得上更换新管的价格。
居民大楼换管需要物业、业主双方配合，只要任何一方出现问题，换管工作就很难继续，清理“血栓”的进展不尽如人意。对此，建设部等四部委发文明确从2000年起禁用镀锌管。上海在90年代后期建造的居民楼里已普遍改用PVC等铜塑复合型水管，这类水管管壁不易锈蚀，在未来较长时期内，将不存在毛细血管堵塞问题。
上海供水120多年来，居民用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杨树浦水厂供水之初，只有租界及部分侨民可以喝上自来水，大量上海本地居民依然饮用的是井水、河水。解放前几年，上海开始建造供水站，在居民聚集地敷设水管，集中供水。居民需要向“水老板”或者“水霸”购买“水筹子”，一个铜板可以买回两铅桶自来水。多至一百多户人家，少到二三十户，就可拥有一个供水站。饮用自来水的范围大幅扩大，上海居民从此告别饮用井水、河水的历史，大大减少了因饮用井水、河水感染疾病的几率。但当时居民购买的自来水仅够饮用，基本生活用水依然依靠着井河水。1949年后，供水站建造大大加快，全上海遍布五六千座供水站，触角伸及所有的老弄堂、棚户区。到70年代末，水管敷设进户，开始逐步取消供水站，90年代初最后一个供水站被拆除。时代的发展，供水的更新换代，城市居民用水历经几次质的飞跃。如今城市供水管网维系着一座城市的正常运转，城市节水正成为一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文明标牌。
分质供水不是出路
分质供水的提出和实施似乎从根本上解决了人们关心的饮用水问题，也能避免桶装水生产过程中对水资源的大量消耗。但实施过程中人们却发现这并非是一条合理的解决之道。
撰稿／李泽旭（记者）
城市供水如何应对水质日益恶化的现状？许多人知道，生产桶装水要消耗大量水资源，那么，用两根水管分质供水是不是可供选择的出路？
一般而言，每人每天饮水量不过2 升，城市供水中仅1％－2％供饮用，因此将全部生活用水都按饮用水标准处理看似既无必要，也不经济。
分质供水在国外已经有着长期的应用历史。国外现有的分质供水都是以可饮用水系统作为城市主体供水系统，而将低品质水、回用水或海水另设管网供应，用作园林绿化、清洗车辆、冲洗厕所、喷洒道路以及工业冷却等，称为非饮用水。非饮用水系统通常是局部或区域性的，作为主体供水系统的补充。设立非饮用水系统的着眼点在于节约水资源及降低相关处理的费用。
在上海，分质供水的实践在新世纪开始起步，仅过了4年就开始叫停。有关专家的解释是：“这种做法不符合上海的实际。”
上海焦渴
黄浦江的水质，曾经让英国人羡慕。
1870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派人组织上海第一次水质调查，在黄浦江及其临近的河、湖上，选择龙华上游、兵工厂（江边码头）、黄浦江（虹口港）、苏州河、外滩、淀山湖、黄浦江上游（松江）、黄渡、凤凰山与佘山之间（在松江城北23公里处）、泗泾等处，共计12个取样点，取水后送伦敦英国皇家化学学院进行水质检验。检验结果水质都优于同期英国泰晤士河水。因此，上海早期建设水厂，大都放在黄浦江中下游，个别放在苏州河边。
1883年英商杨树浦水厂是中国的第一家地表水水厂，也是上海乃至中国城市供应自来水的开端。上海水文水资源专家胡昌新考证发现，千百年来习惯饮用江、湖、河水的中国人，对自来水这种玩意一时难以接受。《上海轶事大观》记载：“当时风气未开，华人用者甚鲜，甚至有谓水有毒质，服者有害。相戒不用。”“其后水公司遍赠各水炉、茶馆，于是用者渐众。居户之不装龙头者可嘱水夫担送，每担取钱十文……”于是自来水逐渐普及。
胡昌新说，直到20世纪50年代，黄浦江依然水质良好，沿岸的重要自来水厂，如吴淞、闸北、杨树浦、南市等厂，直接自黄浦江取水。据上海县（今闵行区）江海渔业队的捕捞资料黄浦江中下游盛产鳗鱼、鲈鱼、鲳鱼等水产品，1959年渔业队捕鱼量近1万担，1967年减少为5000担，1970年降至2000担，1978年黄浦江下游的鱼虾绝迹。从那时开始，一些外地来沪的客人，常会说喝不惯上海的自来水，人们纷纷向有关部门和自来水厂抱怨。
1990年8月9日，上海被列为全国300个缺水城市之一。
“从水资源总量上讲，上海并非缺水城市。为什么会打上缺水城市的标志？”胡昌新说，根据2001年《上海市水资源普查报告》，若按过境水在内的水资源量计算，上海的人均拥有量为全国人均水量的29倍，可见外来水量十分充裕。
但是，据当时的黄浦江沿岸水厂的水质监测资料，江水的溶解氧、氨氮、化学耗氧量的年平均值均超标准，水体污染显著。上海地区水量虽多，而水质污染，无法满足生活、生产和生态等方面的需求，从而被列入“水质型缺水城市”。
路径选择
20世纪70年代，瓶装水出现。起初开发商把自来水净化后，加入少量矿物质，以“健康”与“时尚”的方式推出，在西方国家受到欢迎。90年代在亚洲的中国、泰国和越南等市场上，也很快盛行起来。在瓶装水比自来水有益于人体健康的宣传下，桶装水应运而生，不久又以“纯净水”的面目出现。
加工纯净水需要大量用水，质疑声一直不绝于耳。于是，分质供水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胡昌新说，据2001年上海市水资源普查报告：市区自来水人均综合生活用水量为每天289升，而科学家研究指出：健康成年人每人以各种形式摄入水量不过每天2到3升，仅占生活用水的1％。
分质供水就是将饮用水的供给与其他用途的水分开，对这两种水实行不同的水质标准。
2001年7月，上海原水公司应APPC会议需要，进行分质供水的研制，在锦江饭店安装的设备竣工通水检验，其水质达到卫生部和欧盟的饮用水标准。同年9月18日APPC会议上海筹备组工作办公室，召开本市星级宾馆“龙头放开，水可生饮”工作汇报会，宣布锦江饭店生饮水装置正式启用。
同年6月－9月，上水市南公司在上海西郊东苑怡和园小区建成了全市首个分质供水小区，分质供水系统由自来水输水管道、自来水深度处理系统和连接居民家中的专用输水管道组成。经运行表明，各项水质指标已全部达到国家标准。分质供水实施分别计价，比市场供应桶装水便宜一半。
然而本刊记者在采访中获悉，在上海率先开始研制和实践分质供水的上海原水公司已不再从事分质供水的相关工作，相关专家向记者透露：“分质供水在上海已被弱化。”
2001年4月27日，为推动上海的分质供水工作，上海曾出台《上海市新建住宅管道分质供水建设管理若干规定》，然而到了2005年3月25日，上海市水务局发出通知，废止了这一规定。
目前我们所关注分质供水，是另设管网供应少量专供饮食用的“纯净水”，而将城市供水作为“一般用水”。这同国内外现有的，或者说一般意义上的分质供水有很大区别。
美国给水工程协会AWWA于1983年提交的一份《分质供水》指南指出：“可饮用水”“是符合美国联邦与州政府水质标准，用于饮用、烹调与清洗的水。”“非饮用水”是人类偶然消费不致造成危害，用于非饮用用途的水。在水源水质恶化或处理费用太高，有理由考虑居民生活用水分质供应时，可饮用水的设计用水定额为每人150升。
相关专家由此找出了分质供水在中国“水土不服”的原因：国外现行的分质供水与目前国内倍受关注的管道纯净水是两个概念，其内涵有本质性的差别。虽然每人每天饮水量不过2升，城市供水中仅1％－2％供饮用，但有理由按饮用水标准考虑的用水量远不止总用水量的1％－2％。仅就生活用水而言，不但饮用烹调，食物餐具等的洗涤及沐浴用水也有必要按饮用水标准考虑。
那么，饮用水的真正解决之道在哪里？胡昌新认为，根源在原水。原水是指未经过处理的水，通过控制水源污染、改进处理技术等措施改善供水的原水水质才是解决饮用水问题的关键。若囿于目前的困难，寄希望于通过分质供水走“捷径”，可能在经济、社会方面造成不良后果。在指导思想上和操作上，可能造成放弃保护水源和改善水处理技术的努力，结果现有管网供水水质逐渐下降为非饮用水，而饮用水的供应量又明显小于合理的限度，造成恶性循环。
中国城市水忧患
据统计，中国城镇人均生活用水量为每日212升（含公共用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用水量为每日68升。
撰稿／黄 祺（记者）
人多水少
杨索做好一切准备，站在浴室水龙头下，插卡，一瞬间，热水哗啦啦地流出来。杨索用最迅速的动作全身搓洗，那景象，跟电视剧快放差不多，5分钟，搞定，抽出卡来，淋浴立即关闭。杨索舒了一口气，很得意，他洗这次澡只花了5毛钱。
自从上海的这所大学浴室改为刷卡计费，杨索和他的同学们都在研究如何用最短的时间洗一次澡，网上出现了“洗澡攻略”，发布“攻略”的大学生声称，只要按照他的方法洗澡，“花钱两毛不到，比一个馒头还便宜！”
每一个城市居民都要做好准备，有一天，我们可能都要像大学生洗澡一样，扳着手指用水了。随着城市的发展，市民不得不面对“人多水少”的窘境。
经常被引用的数据是：“中国水资源总量居世界第6，但人均水资源量仅为2220立方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4，列全球第88位，属于‘缺水国家’。”2006年5月，水利部副部长矫勇在“节水中国行”采访报道启动仪式上指出，按目前的正常需要和不超采地下水，正常年份全国缺水总量将近400亿立方米，有400余座城市供水不足，110座城市严重缺水。
中国城市规模的快速膨胀，带来了巨大的水资源压力。在城市出现之前，自然界的水循环是缓慢而温和的，人口和工业密集的城市出现以后，人们为了生活和工业的需要，从自然界取水，然后把掺杂废弃物的水再排泄到自然界中，排泄的废弃物越来越多，不堪重负的水体失去自净能力，这样的水再也不能回复“健康”，于是，“安全”的水资源就越来越少。
脆弱的水源
2007年3月6日，上海长江口再次遭遇咸潮，距离大年初三来势凶猛的咸潮，仅仅2个星期的时间。上一次咸潮被认为是上海10年来最严重的，上海市相关水库取水口盐度最高时曾超标5倍多。每次咸潮到来，上海市各家媒体总是在显著的位置报道取水口污染状况的新闻，对于市民来说，最大的担心是咸潮影响生活用水。
咸潮，一直是沿海城市用水安全的威胁。当河水或者地下水位降低到一定程度时，海水就会通过河流或者其他的渠道，倒流进内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时常受到咸潮的影响，北方地区由于过度抽取地下水，也会遭遇咸潮。咸潮把海水里的氯化物，带到城市取水口，当氯化物在水中的浓度达到或超过250毫克／升，淡水就不再适合饮用、灌溉以及工业使用。
咸潮只是城市水源污染的一种方式，工业生产和生活用水等等排污的情况，都会让城市水源变得危险。一旦水质降低，城市只能寻找更好的取水口，获得符合城市居民和生产要求的水源。
华东师范大学环境学院车越博士告诉记者，由于水环境变化，近百年以来，上海市的城市饮用水源地，经历了“苏州河—黄浦江下游—黄浦江中游—黄浦江上游／长江口”逐步外移的过程，形成当前集中型水源地与分散型水源地并存的分布格局。”
“水污染日趋严重，是导致城市缺水的主要原因，沿海地区因水环境污染造成水质型缺水。”上海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李光明说。
与长期的污染相比，突发性的水污染事件也给城市用水安全造成压力。2005年月，中国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发生爆炸事故，事故中泄漏的苯类污染物流入松花江，造成水质污染，400多万哈尔滨市民品尝到了4天断水的苦涩滋味。
“城市水资源一旦遭受污染或失去平衡，治理恢复非常困难，代价也很大。”李光明说。城市水资源有“易受污染”和“易遭破坏”两个特点。“城市污染源点多、面广、强度大，即使是局部污染，也会因水的流动性而使污染范围逐渐扩大。”李光明介绍说，松花江污染事件让突发性水污染事故应急处理系统受到重视。
全球气候变化给本来脆弱的水源雪上加霜。2007年2月26日，农历大年初九，本该是寒风瑟瑟的春节，重庆市当天的最高温度却达到20度，温暖如春天。一位老人站在朝天门码头上感叹：“一辈子没见过长江里的水这样干过。”朝天门码头前是长江和嘉陵江的交汇处，往日这里船舶往来如织，是一条繁忙的河段，但此时，江中心居然有小船歪着舶在黄色的江沙上，江沙本应在江底，因为严重的干旱，居然“重见天日”。老人的判断是正确的，他看到的水位，已经接近嘉陵江历史最低水位，2月27日，长江水位经降至有史记载以来第三低水位。
从2006年底到2007年初春，重庆遭遇百年不遇特大干旱，2007年一二月份的降水量仅有常年正常降水量的二至六成。由于长江和嘉陵江水位严重下降，嘉陵江水系的主城供水系统取水困难，嘉陵江沿岸（主城区）的24个供水取水点已经有9个取水口露出水面。春旱持续到3月才得到缓解，其间，重庆市主城区一度有120万人面临缺水危机。
极端天气越来越频繁地来到我们的面前，不论是干旱、高温还是洪水，都直接威胁着人口稠密的城市的安全，水风险，也在全球气候变化的趋势下，越来越明显。
节水，从口号到措施
一个身在中国南方城市的人，也许无法想象在西北黄土高原上，一些贫穷的山村里，家庭主妇用洗菜的水洗脸，同一盆水洗完脸洗衣，最后还要放在饲料里喂养家畜。“一般情况下，城市化发展水平与居民的人均生活用水量呈正比关系。”李光明说。《2004年中国水资源公报》中统计，中国城镇人均生活用水量为每日212升（含公共用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用水量为每日68升。
即使在同一个城市，由于城市化水平不同，城市与农村地区居民人均生活用水消耗量也存在差异。“比如在上海市，中心城区居民就比非中心城区居民人均生活用水消耗量大。”车越告诉记者。
在总的用水量中，居民的生活用水只占总量的11．7％，工业用水占了多数，但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量普遍较高。随着中国城市水资源负担越来越重，城市节水也从口号走到落实措施的阶段。“绵阳市突出定额管理、水价调节、数字调控、人水和谐，通过对用水定额的核算，制定用水指标，然后对超指标用水实行累进加价；西安市调整了市区自来水价格，实行了超额加价制度，此外，银川、深圳、大连等部分城市也已经实行了阶梯式水价。”车越向记者介绍说。
国外城市的节水经验，也正在被国内的专家和主管部门重视。澳大利亚堪培拉市为降低草坪或花园浇灌用水，实施强制性限水条例，引导市民分时段浇花。以色列为节约水资源，政府要求市民种植耐旱植物，并规定浇灌花园的时间必须是在晚上，以减少水的蒸发，居民用水水费按累进制费率计算，分为三种收费方式：基本配给费、附加用水量收费以及超过基本配给和附加配给的用水收费。
在法国，所有超过2000人口的市镇都建有一个污水处理厂，城市的污水处理目前已达到95％以上。为进一步治理水源污染，法国政府已要求所有市镇都要在2005年以前，建立起符合欧盟标准的污水处理系统，对污水处理不能达标的地区，政府将不断增加征收水源管理费，以促进这些地区尽快达标，使全国的水源污染问题最终得到彻底解决。
“此外，国外许多城市还非常注重供水管网系统的检漏工作，及早发现漏水并及时修复。”车越博士说。
一群“小管家”的节水实验
需要用户直接参与废水收集的非工程化的节水方式，不仅节水效果有限，而且节水过程会对生活品质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撰稿／陈统奎（记者）
“为节约一桶水时刻准备着。”
广州东风东路小学五年级学生杨以涵调皮地说。她身着蓝白相间的校服，落落大方地坐在记者面前。这个书生气十足的孩子发动了一场家庭总动员，号召全家每个人每天节约一桶水。
令杨以涵颇感挫折的是，爷爷奶奶一开始就拒绝响应“节水革命”号召，理由是“太麻烦了”。杨以涵提供的方法是：把一个5升小水桶放在厨房里，将每天做饭的淘米水倒进小水桶里，然后循环使用之，可以先洗菜，洗完菜的水可以浇花，还可以拖地……
“可是小水桶要搬来搬去，很麻烦，爷爷奶奶不愿意这么做。”
杨以涵于是动员身为中共广州市黄埔区区委书记的爸爸去给爷爷奶奶“做思想政治工作”，她自己也给老人算了一笔账：如果每人一天节约一桶5升的水，约有1000万人口的广州市一天就可以节约5万吨水！
然而，爷爷奶奶依然“怕麻烦”。杨以涵和爸爸妈妈商量，决定“调兵遣将”帮助爷爷奶奶家节水。具体的做法是，让小叔和小婶去给爷爷奶奶做饭。
一个月后，交水费的时候，爷爷奶奶惊讶地发现，仅仅是淘米水的循环利用，竟然就能节约近一吨水，杨以涵家的节水量还要多，超过了2吨水，“爷爷奶奶终于变被动为主动了。”
2006年4月底，这场“节水革命”的发源地，广州市东风东路小学的小朋友们向广州225万个家庭发出倡议：每天节约一桶水。杨以涵和同学们自称“节水小管家”、“节水先行者”，把学校教授给他们的一套“节水革命理论”搬回家。
他们的“导师”是陈潇，广州市环保局的一名普通公务员，她的另一个身份是东风东路小学家长委员会主任，正是这个身份让这名热心公益的环保人士走进校园，传播节水理念，推动节水行动。
去年初，当“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口号遍地都是的时候，陈潇与校方商量开展“节水革命”。她想的是要让节水变成变成一种生活方式。“我们带学生上街做调查问卷，问市民知道节水的重要性吗，答案全是‘知道’，可是再问有节水行动吗，答案都是‘没有’。”这个调查结果让陈潇更清楚，必须找到一条简便可行的节水方案。
一次，她在家里做饭，随手把淘米水倒进脚边的一个小水桶，刚好满了，“突然一个灵感来了”：每天节约一桶水！不久，在校方的支持下，陈潇以家长委员会的名义，利用每个月回收废旧物品的钱向每个学生赠送了一个红色的5升小水桶。
“节水革命”首先在310名六年级学生家庭中开展，一个月后，学生们报出统计数字：310户家庭本月共节约134．88吨水。最多一户学生家庭节约了2．2吨，日均节水73．3升，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广州市近日起试行的人均居民日用水定额数（210升）的三分之一。
“73．3升并不是一个小数字，大致相当于10分钟的沐浴用水量。”
“当我把小水桶带回家时，爸爸妈妈非常吃惊。”杨以涵回忆说，爸爸妈妈觉得学校能想到推动家庭节水“很出人意料”。
她教爸爸妈妈将洗手水、洗菜水、淘米水等都放入她的红色小水桶里，然后循环利用，从开始每天节约1桶水到3桶水，最多时一个月差不多节约了4吨水，“节水又省钱，何乐而不为呢？”
可是，后来，杨以涵发现爸爸妈妈“又回到从前了”：洗手擦肥皂的时候他们不关水龙头，特别是洗澡的时候，整个过程水龙头都在哗哗地流，杨以涵趴在门上听，着急得不得了。
在学校里，也是这么一个过程，“刚开始，同学们都觉得节水很好玩，热情很高，可是后来呢，有些同学慢慢觉得不是很方便，觉得麻烦，热情、信心渐退了，甚至把小水桶淡忘了。”
事实上，陈潇开展这场“节水革命”是一种“单一家庭回用”节水方式，即在一个家庭内部收集沐浴、盥洗和洗衣等优质杂排水进行再利用，用盆或桶将收集到的生活废水储存起来，用于冲厕和拖地。
华南理工大学南方水资源研究中心主任陈庆秋分析说，这种节水方式需要用户直接参与废水收集，是非工程化的节水方式，不仅节水效果有限，而且节水过程会对生活品质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为此，陈庆秋提出了“生活废水跨层再利用”，即通过工程技术，收集上一楼层的生活废水用于下层冲厕，所收集的上层生活废水经过简单处理后，依靠重力送入下层冲厕。这是一个美好的构想，不过，政府主管部门告诉陈庆秋，不可取。
确实，陈潇倡导的“节水革命”，需要人付出额外的劳动，但是，惰性是人永恒的缺点。杨以涵的爷爷奶奶嫌“小水桶要搬来搬去很麻烦”和她的爸爸妈妈出现反复，就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节水之路，知易行难。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孩子已经把节水理念和方法带回家，就像陈潇告诉记者的那样，广州市民对节水号召的知晓率可达95％，至于行动力，则可以一步步推动。
大城市该不该限水？
定额用水这样的政策更适宜在企业实施，而不应该考虑在市民生活用水领域全面实施。
撰稿／陈统奎（记者）
限水是不是城市居民绕不开的一条路？对此，记者采访了华南理工大学南方水资源研究中心主任陈庆秋。
记者：定额用水管理会否成为全国各大城市的一种管理思路？
陈庆秋：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如此快速发展的态势如果一直持续，未来水资源供需情势难以令人乐观。定额用水是我们实现中国用水量零增长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我作为水政策领域的专业人士，期望看到定额用水成为全国各大城市普遍实施的政策。
记者：有专家认为，政府制定定额用水政策很难改变一个城市人固有的生活方式。因此需从倡导新生活理念方面入手，才会形成新生活方式。您认同这样一种观点吗？
陈庆秋：我不同意。倡导环保与节约的生活理念固然重要，但仅靠宣传教育，很难让社会成员接受可持续消费等新的生活方式。定额用水政策作为一项构建节约型社会的具体政策，既是社会形成新生活方式的发动机，也是社会培育新生活理念的推动器。
记者：在您看来，企业节水与市民节水，孰轻孰重？
陈庆秋：企业节水与市民节水都重要，不能够忽视任何一方，对于城市化水平非常高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更是如此。不过，不同的节水政策在企业节水或市民节水的适宜度是不一样的。定额用水这样的政策更适宜在企业实施，而不应该考虑在市民生活用水领域全面实施。
我不认为定额用水政策一定会抬升企业经营和管理的成本，恰恰相反，定额用水政策如果操作实施得好，往往能够帮助企业识别自身的节水潜力，减少水费支出！
「该帖子被 陈震宇 在 2007-6-4 08:47:10 编辑过」
————————————————————
水业中国网总经理
会员登陆
你是本帖的第 1727 位阅读者
你的位置：
信 息
留 言
oicq
邮 箱
主 页
编 辑
引 用
共有 0 页, 0 张回复帖,每页有 10 张贴子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