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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水危机

水务改革的重点方向是从过去完全公益性、政府直接管理和运作的行为，逐步转向利用市场和发挥市场主体的机制

　　早在1996年朕合国关于城市问题的第二次人类住区大会上，水就被定义为“2l世纪国际社会争论最激烈的城市问题”。这听起来像是一个来自罗马俱乐部的预言。但在中国，一方面持续的旱情令河流干涸，土地龟裂，另一方面污染使人守着江河湖泊却无水可饮，被不幸言中的预言已经获得越来越多地奔向报纸头条的机会。

　　以国际标准看，世界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为12900m3，中国不到这个数字的1/4，只是美国的1/5、俄国的1/7，加拿大的1/50，由此已进入13个贫水国家，而且是惟一贫水的大国。到2030年，我国用水总量将达到7000亿—8000亿m3，而实际可利用的水资源约为8000亿—9500亿m3，需水量已逼近可利用水量极限。

　　谁能扮演中国水危机的拯救者？水务市场化能否“一涨了之”？水务改革是否会如同政府主导下的医疗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一样让公众付出沉重代价？当公共事业改革已成不可逆转之势，面对盛宴之前的狂欢，政府与企业的边界将如何界定？

　　对水务公司来说，“危机”意味着巨大商机。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有三分之二的中国城市逐渐滑入缺水边缘。因此，政府开始思考能否重新定义城市水业的责任主体，“经营”水业。在2002年修改了《水法》，并从当年开始设法提高水价，同时允许海外投资者进入管网建设管理以及运营管理领域。2006年8月，建设部更是透露“十一五”期间，中国用于城镇污水处理、再生利用设施建设规划、更新陈旧管网以及改造污水管网的新增加投资额将超过3800亿，如此高的投资额度实际上也是为了弥补历史欠帐。

　　城镇水务包括城镇水源的开发和保护，公务供水自来水和城镇节水，污水处理以及再利用，防汛排涝与雨水利用，城市水系统的防灾减灾以及水生态的修复和水建设，对水环境的保护是政府水务管理领域的一个重要范畴。

　　而城市水业改革是水务领域市场化最主要也是最受各方关注的部分。改革的主要范畴包括自来水，供水及污水处理和再生利用。改革的重点方向是从过去完全公益性、政府直接管理和运作的行为，逐步转向利用市场机制和发挥市场主体的作用。对此，建设部某司长曾解释说，一是改善质量，包括提高水质，达到污水处理的标准；二是提高效率，从体制机制方面改变；三是通过投资主体拓宽资金渠道，以解决目前水务改进非常窘困的财政不足问题。

　　城市化的发展对水提出新需求，以城市污水处理为例子，尽管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还远远不够。建设部在2005年做过统计，660多个城市还有297个城市没有建立污水处理厂，这部分城市人口占比19％，近半数的城市没有能够运行的污水处理厂。所以当前面临巨大的环境压力，需要投建污水处理厂尤其是管网体系，统计下来管网投资是污水处理厂投资的两到三倍，而且需要相当长的施工时期，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

　　但是，从数以千亿计的大蛋糕中啃下一块并非易事，如何将公共事业变成能实现合理商业利益的产业，在全球都是难题。水价上涨已不可避免，水是福利性公共产品，一方面成本需要提高才能阻止低效率使用，另一方面又要保持在公民可承受范围之内。价格可以在任何环节上涨，却不是每个环节的上涨水务公司和公众都能从中双向获益，只有延长投资链条、降低边际成本才能提升水务公司的利润空间和服务空间。

　　当水务大张旗鼓在公用设施改革中走得最快时，曾经轰轰烈烈的教育体制改革和医疗体制改革实际已举步为艰。教育支出和医疗支出，这两项与供水同样需求弹性很小的支出已成为当前中国家庭的最大负担，多少人因此而脱离原来的生活轨道，但是公众成倍攀升的成本并没有令教育与医疗摆脱垄断体制下的低效。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教育改革与医疗改革最初的落实中，地方政府同样雄心勃勃，主导着改革的目标、走向，但是，对流程和效果的监管却不约而同缺位。当没有监督的政府公权与疯狂逐利的资本结合，成本就成了一个可以无限吸纳的黑洞。而这些领域都以大投资、长周期为特征，隐患往往在十数年内慢慢发芽，只有当潜藏的隐患同时在某一项目上集中爆发时，“公用”才仿佛在一夜之间变为“公敌”。近期，国家药监局高层腐败案引发的一系列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证。

　　中国水务市场溢价收购仅仅是一个苗头，将有越来越多争夺资源的故事发生。耐人寻味的是，在水务市场中，外资巨头表现得格外强悍，他们的优势不仅体现在技术、管理和经验上，在其身后，也有雄厚的资金支持，而其中不乏本土投资者。

　　而水是比能源更宝贵的战略产业，没有任何人能在这场游戏中仅以旁观者姿态出现。出发点无论如何正确，如果在过程中追求资产变现和“甩包袱”的欲望强烈，公众福祉仍将成为难以避免的牺牲品。

　　菲律宾曾有过教训。1998年，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将原来地方政府管理的水公司与外资合资，合资后，居民平均水费比合资前高出76％。这些外资公司以亚洲金融危机为借口绕过政府监管部门，私自修改合同，单方面提高水价，引起骚乱，菲政府不得不在2002年12月花巨额代价收回股权，终止合资。同样情况也曾出现在加拿大、南美。

　　2005年10月10日，兰州一些普通居民开始听闻水价调整的消息，兰州市供水集团要求将现行平均每吨0.9元的水价调整到1.59元，当天举行了价格听证会。“因为考虑到民意”，此后不久，水价正式调整到每吨1.45元，涨幅为60％，在次年元旦开始执行。2005年12月，兰州市政府决定将兰州供水集团部分股权对外转让，以吸引来自全球的投资者，该项目被兰州政府定义为“2006年公用行业国企改革资产重组重点项目”。

　　从水价调整到股权转让中间仅仅间隔约2个月，让人难免不怀疑其中的微妙关系。的确，公用设施与服务的成本很难迅速厘清。以水务为例，公众视野中其通常仅与水龙头有关，实际上，水龙头的背后包括原水、输水、净水、供水、售水、排水、污水治理、中水回用以及相关管网建设与维护、设备生产等环节，由这一系列复杂节点构成了产业价值链。

　　实际上，在多数发达国家，政府仍然不可推卸地成为公用事业投资主体，保持着前期建设、维修义务以及国家控股的权力，或是强化监管授权过程的控制，而往往越是落后的国家才越热衷于一卖了之。

　　当前的“水务之争”，并非仅仅是中、外资之争，而是公众意志和政府意志，程序公平与取向公平，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之间的博弈，水务能成为不留隐痛的公用事业改革新样本吗？也许现在还有机会。
（来源：《中国企业家》，作者：何伊凡,2007-06-05）（水业中国网戴晓红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