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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踏入水污染密集爆发阶段：面对污水之困
　如果把2005年冬天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作为起点，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水污染高发期，那么今年夏天的这一系列事件，则正式表明中国踏入了水污染密集爆发阶段。

　　形势危急，国家环保总局使出了权限所能允许的最大行政处罚权——流域限批，誓言要铁腕治污，在下半年实施环保“五大战役”。然而，本来就处于弱势的环保部门能否在这次战役中打一场漂亮的攻坚站，却是我们一直担心的问题。

　　-观察记者(实习)刘 静

　　2007年的夏天，注定是让国家环保总局各级官员难熬的一个夏天。

　　沉默无言了数年的蓝藻，终于在5月29日全面爆发，太湖水美的歌谣一去不返，无锡城中家家水臭，人人自危。

　　紧接着，时间刚跨进6月份，安徽巢湖上的蓝藻也蠢蠢欲动起来，西半湖出现了小面积“井喷”，而一直被视为净土的东半湖也露出了点点痕迹。安徽省环保局下发通知，巢湖可能面临蓝藻暴发。

　　7月2日至4日，江苏省沭阳县自来水停水44小时，而原因是来自上游的不明污染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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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把2005年冬天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作为起点，标志着中国进入了水污染高发期，那么今年夏天的这一系列事件，则正式表明中国踏入了水污染密集爆发阶段。

　　形势危急，国家环保总局使出了权限所能允许的最大行政处罚权—流域限批，誓言要铁腕治污，在下半年实施环保“五大战役”。然而，本来就处于弱势的环保部门能否在这次战役中打一场漂亮的攻坚站，却是我们一直担心的问题。

　　现状：哪里还有干净之水

　　你家的水臭不臭，在那段蓝藻困扰无锡城的时间里，这句话无疑是出现频率最高的“问候语”。

　　5月29日傍晚，家住无锡市震泽新村的宗先生刚打开水龙头，一股难闻的臭味就扑面而来，他以为是水没放干净，就再等了一会，可臭味还是久久不散，“开始还以为是毛巾没有洗干净呢。于是，我就用香皂多洗了两下，没想到洗后毛巾更加臭了。”宗清波用脸盆盛了满满的一盆自来水，不一会整个厨房间里飘散着一阵阵臭味。“这味道和我们在太湖边闻到的蓝藻味很像啊。”宗清波的妻子惠赛娟不禁疑惑起来。

　　的确，这次的罪魁祸首就是在太湖里疯狂生长的蓝藻。太湖蓝藻问题由来已久，几乎每年夏季都会小面积爆发，不过问题并不严重，一两天就会过去，从未给生活用水带来任何困难。然而今年的情况却有些特殊，持续的高温，以及长久的东南风向，使得这次的蓝藻生长占具了得天独厚的优势，也让无锡成了爆发的中心地带。

　　在无锡市城市饮用水取水口区域，水面漂浮着厚厚一层蓝藻，腥臭味随风迎面扑来。远远望去太湖湖面呈碧绿色，让人联想到浓稠的绿色油漆，蓝藻中还不时伴有死鱼的尸体，记者随便抛了一个石子，沉降得很慢，蓝藻就像一层厚厚的棉被覆盖着水体。

　　水污染直接造成了数百万居民的用水困难，洗澡、洗衣、吃饭都成了难事。市民们纷纷涌到超市排长队购买纯净水，仅几个小时，无锡全市几乎所有超市的纯净水已经断档。街头卖散装桶水的由原来的8元涨到了15元一桶，平常几毛钱一吨的水，瞬间成了比猪肉、蔬菜还贵的抢手货。

　　近年来，蓝藻俨然成了破坏水体的一大杀手，安徽巢湖岌岌可危，云南滇池早已被蓝藻所吞没，南京玄武湖出现了蓝藻造成的“黑水”现象。今年，贵阳红枫湖蓝藻首次爆发，同样，武汉市内湖面上漂浮着由于蓝藻肆虐而致死的20万斤死鱼。

　　如果说水体富营养化造成的水污染是一种显性灾难，那么重金属残留引发的水污染则更让人有种寒彻入骨的恐怖。2006年8月份，甘肃徽县一名儿童无意间被检查出血液中铅含量超标，至此村民们投诉10年得不到解决，一直怀疑却拿不到证据的一系列问题，都因“血铅超标”事件的暴发而显露出来。

　　徽县的孩子都有一些共同的毛病，发育迟缓、个子矮、挑食，有些高度弱视，换牙时，新牙却怎么也长不出来。长久以来，孩子的父母虽然心里焦急，却总找不出原因。“现在我们知道了，就是喝了被村子附近生产粗铅锭的冶炼厂污染的水！”村民们忿忿不平。

　　医护人员介绍，铅中毒可导致智力下降，伴有昏迷、惊厥等铅中毒脑病表现，儿童铅中毒可伴有腹痛、便秘、贫血、多动、易冲动等，对儿童中枢神经和细胞的损害是不可逆转的。

　　小白旭是留在医院接受治疗的11名甘肃徽县铅中毒患儿中最小的一个，但他的病情却最严重—血铅含量619微克／升(正常的人体含铅量为100-200微克／升)。他6岁半的姐姐白蕊，躺在他旁边的病床上。

　　不只是小白旭，经检查，白家一家四口全部血铅超标。除白蕊、白旭姐弟俩外，父亲白志强的血铅含量高达466微克／升，母亲的血铅含量是277微克／升。

　　目前，徽县从小孩到成人，已经有300多人被查出血铅超标。

　　癌症、铅中毒、克山病、大骨节病、甲状腺肿、氟牙，愈演愈烈的重金属水污染，犹如一个恐怖的潘多拉之盒，变着花样地蚕食着饮用者的肉体。

　　随着工业化进程不断加快，工厂违反规定突然排放的大型污染团也成为了水污染的又一大元凶。7月2日至4日，江苏省沭阳县20万城区居民度过了难熬的两天，因饮用水源受到严重污染，整个沭阳县城停水整整44小时。

　　7月2日下午3时许，沭阳县地面水厂监测发现，城区生活供水水源遭到严重污染。由于水质经处理后仍不能达到饮用水标准，自来水厂关闭了取水口。沭阳县环保局局长胡道良介绍，经过水质检测，发现取水口的氨氮含量达到28毫克／升，浓度超过取水口水质标准34倍。经初步调查结果表明，污染来自新沂河上游地区有关省、市的超标超量排污，短时间内，大流量的污水侵入到位于淮沭河的自来水厂取水口，造成了城区20万人断水的景象。

　　愈演愈烈的水污染突发事件，已经从农村蔓延到了城市，从偶然变成了常态。

　　我国原本就是一个水资源奇缺的国家，淡水资源总量为28000亿立方米，人均只有23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在世界排第110位，是全球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若扣除难以利用的洪水径流和散布在偏远地区的地下水资源后，现实可利用的淡水资源量更少，仅为11000亿立方米左右，人均可利用水资源量约为900立方米，并且其分布极不均衡。

　　目前，全国有超过一半的城市缺水，而水污染又使用水形势更为严峻。今年的5月下旬，国家环保总局的6个检查组分赴黄河、长江、淮河以及海河流域调查流域污染现状，最终得出的结论令人震惊：四大流域的整体污染现状已经成为常态。7大水系中有26%水质为五类和劣五类，9大湖泊中7个是五类和劣五类，而五类和劣五类水是连农用水都不能做的“废水”，更不用说拿来饮用以及接触人体！我们不禁要问，在这片广袤的祖国大地上，究竟还有多少干净的水？究竟我们还能喝什么水？

　　应该看到，水污染不仅仅是一个环境问题，水是生命之源，哪里有水污染，哪有就有对水资源的争斗和掠夺，失去了水，谁都无法生存，水污染事件严重影响着社会稳定与和谐。中国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指出：“近年来，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平均每年29%的速度递增。”仅2005年一年，全国发生环境污染纠纷5.1万起。自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发生以来，全国平均每两天就发生一起突发环境事件。

　　水污染，就像一片乌云，时时刻刻笼罩在我们的头顶之上，挥之不去，越积越大。

　　原因：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经济：GDP崇拜之痛

　　太湖周围分布着大大小小近千家乡镇企业，他们多半从事纺织、服装、机械、电子等加工行业，进行着快速的非农化转变。这些企业始创于改革开放初期，在80年代达到发展的高潮，以不到全国0.4%的国土面积创造着约占全国1/8的国民生产总值，城市化水平居全国之首，这就是曾经享誉全国的“苏南模式”。

　　近3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中，“苏南模式”一直是个寓意深长的历史符号。当年正是苏南乡镇企业的义军突起，带来了农村工业化和市场化的变革，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起到了历史性的推动作用。

　　作为奔小康的先行者，苏南的确做出了历史性贡献。就经济水准而言，太湖流域富甲天下，是全球第十九大经济区域，人均GDP相当于中国平均水准的近5倍，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准都有了长足进步。然而这次对于苏南模式的旧话重提，却多半是反思与痛心。

　　“当你只认GDP时，污染的高发期就会到来”，实际上，当大家只认GDP时，经济的发展就必然会走上歧途。

　　长期以来，中国普遍存在着“唯GDP崇拜”的观念。无疑，GDP是一个好东西。它是一把国际通用的尺子，公平衡量着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表现标准。GDP越高，就代表着实力越强，地位越高，越受别人瞩目。

　　因此从建国初期，我们就一直用GDP来衡量各个省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并且尝到了甜头。随着招商引资，兴建项目，政府有了发展的资本，人民也富了起来，我们需要用GDP的增长来让我们解决温饱，政府也需要用GDP来让人民活下去，从这个角度来看，GDP的确有它的魅力。

　　那么，我们的GDP真的代表着一切吗？答案是：它也许涵盖了所有，却忽略了环境；它也许代表着增长，却不等于科学发展。

　　作为环保重拳出击的绿色GDP，可谓命运坎坷，濒临夭折。当2004年国家环保总局宣布选择10个省市作为“绿色GDP”的核算试点时，许多地方都有参与的积极性。但是当第一次报告发布后，许多地方已经是谈绿色变，想方设法要退出了。毕竟，剔除了环境成本的GDP会令长期以来依靠单纯的经济指标“升官发财”的人处于难堪的境地。因此，在绿色与政绩的博弈中，大家还是选择了后者。

　　用“九龙治水”来形容现行的环保管理体制并不为过。

　　目前流域水环境保护体制上存在的最大缺陷就是“垂直分级负责，横向多头管理”。这个部门管调水，那个部门管污水处理；这个部门管农业面源污染，那个部门管工业污染；这个部门管技术资金，那个部门管发展资金。这样一种分割管理方式直接导致了“责权利”的不统一，从而形成了各部门争权不断、推责有余的景象。

　　以太湖蓝藻的事件为例。太湖流域处于长三角发展的黄金中心点，地跨江苏、浙江和上海两省一市，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嘉兴、湖州等大中城市也围绕其周。这次虽只有无锡爆发严重灾难，但水体污染的制造者肯定不只无锡一家，但这种天然的行政区隔，却为周边诸城环保部门的监管带来了难度，也为他们的责任推诿提供了条件。大家都有份，却划不清界限，遇到了事故，也查不清责任，当然都逃之夭夭。而最终的结果，就造成了太湖人人用，人人污，人人弃之不管，太湖俨然成了一个难以溯及的管理盲区。

　　而纵观我国大部分的河流，哪个不是横跨多省几市，我们不禁要问，现行“九龙治水”的管理到底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因此，太湖治理的正确做法是保护整个流域的生态系统以维持其水质，而不是仅仅关注清除蓝藻，甚至也不仅仅是关注无锡城一时的水荒。

　　可是依照我们的监管体制，要达到这样的目标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首先，地区之间的行政目标并不在一条线上，比如太湖防洪标准，由于江苏和浙江的意见不一致，目前仍在协调之中。其次，涉及各部门的分工不合理也是问题的关键。环保部门主要职责是监督水环境，却由于城市污水和江河不在其管理范围，大量城市污水被直接排入江河而无法进行管理；河道虽属水行政管理部门管理，但河道水政部门对于水污染管理缺乏法律依据；渔业养殖对水环境有重大影响，但是却属于其他行业主管部门。

　　因此，在治理太湖的具体措施上，这种职责不明、分工不细、缺少统一协调的问题，将会大大阻碍对太湖的治理。如果无法打通区域和部门之间的隔阂，那么，再大的“流域限批”也管不了区域。

　　观念：落后自大之哀

　　长期以来，我们对于环境保护，始终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例如我们的《水污染防治法》，在1984年才出台。如果在30年前和老百姓来谈环保，一定会让人笑掉大牙，我们还没填饱肚子，哪有条件来谈环保？

　　但这种笑声却恰恰证明了我们的愚昧和无知。的确，我们需要发展，需要通过发展来让人民填饱肚子。而且毫无疑问，发展也会以牺牲环境为代价。

　　那么，难道这就是一道单选题吗？选择发展就不能保护环境，保护环境就不能发展。

　　错，两者当然可以共存，发展和环境的博弈只是一个大小问题。我们只要坚持科学发展，坚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基础上的发展，就能实现在自然生态能够曾受的前提下的可持续发展。其实，现在要找出“发展经济和环境保护同步推进”的例子是一点不难的。

　　除了这道长久以来纠集不开的单选题，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理论”对我们的影响也是不可小看的。

　　人类是地球上最文明的动物，其余的一切都无法和人类抗衡。于是，整片的山林被砍倒，清澈的河水被污染，自大的人类中心主义直接导致了“人类是自然的主宰”一说。于是，“征服自然”“无度地向自然索取”成了天经地义的事。

　　人类真的有这么大的权利吗？在对待环境的问题上，西方发达国家走的是一条“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英国美丽的泰晤士河，在一百多年前，它因人类的工业文明成为了一条濒临崩溃的“黑河”。由于经济发展以及泰晤士两岸人口的激增，使泰晤士河水水质严重恶化。1878年，驶于河上的“爱丽丝公子”号游船不幸沉没，造成640人死亡。然而事后调查发现，大多数遇难者并非溺水而死，而是因河水严重污染中毒生亡，甚至这黑臭的河水造成了英国历史上的四次霍乱。

　　人类是有感情的生物，而环境的抱负则是无情的。于是，在污染之后，他们又不得不再走一段漫长的“再治理”回头路。可这条道路却比之前那条艰辛数百倍，诸如日本，在6、70年代一味强调发展经济后，又重新花了比原来多10倍的资本来治理恶劣的环境，这是多么不值的选择！

　　如果说当时发达国家占据先机，还有条件来先污染后治理，那么今天的中国已经失去了这个条件。目前，我们的能耗单位GDP是发达国家的8-10倍，污染是发达国家的30倍，COD化学需氧量排放现在是全世界第一，江河湖泊70%受到污染，有三亿农民喝不到干净的水。

　　如果还是坚持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那么，在我们还没有等到中华真正崛起的一天，我们的自然环境就已经被我们糟踏的无法再去承载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了。

　　出路：科学发展才有希望

　　科学发展深入人心

　　7月30日，国家环保局再次重拳出击，联同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出台《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和环境违法的企业和项目进行信贷控制，以绿色信贷机制遏制高耗能高污染产业的盲目扩张。第一批公布的名单，蚌埠农药厂、虞城县科迪食品集团等30家环境违法企业均“榜上有名”。

　　环保领域引进经济政策，可谓意义深远。相比罚款等传统的环保行政处罚措施，绿色信贷因为联同了银行部门，将增加违法排污企业获取资金的成本，甚至切断严重违法者的资金链，有力地遏制其投资冲动。这种做法可谓“釜底抽薪”，把准了污染企业的“命脉”，将是解决我国诸多环境污染问题的一剂“良药”。

　　这一系列事件，意味着环保总局成立近30年来，终于启用了一把权力“尚方宝剑”，并且此番“祭剑”，剑光闪闪、威风凛凛、毫不留情。我们相信，只要铁腕真正铁到实处，综合治理真正治到要害，我们的环保事业就不会再尴尬和弱势！

　　民间力量逐步觉醒

　　现在只要输入“www.ipe.org.cn”的网址，就可以看到一幅中国各个省市的水污染地图，上面用不同颜色标注了各个水域的污染状况，一目了然，触目惊心。

　　这张地图是由一个名为“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的环保非政府组织制作而成的，组织的负责人马军表示，“建立这个环保公益数据库的初衷是为专业环保研究人士和组织提供一个可资利用的数据库、交流平台，但没想到由于其新颖、直观的地图表现形式，却一下子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注意。”网站开通一个多月来，点击率节节攀升，许多人留言表示赞许，还有许多人主动提供水污染线索。

　　像“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这样的民间环保组织，国内共有2768家，涉及人数22.4万人，国际上把它们统称为“NGO”。 它们作为政府、企业之外的第三方力量，一直在我国环境保护历程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从阻止重庆建设污染严重的燃煤发电站到质疑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环保民间组织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和世界环境事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人民是环境利益的最大相关者，因此发挥民间力量参与环保事业无疑是明智的选择。

　　为了让国人从内心深处建立起环境文化知识、加强环境保护意识，今年1月份，国家环保总局、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做好“十一五”时期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的意见》，开始全面部署“十一五”期间的环境宣教工作。在《意见》的号召下，首都高校学生长城植绿，中华环境宣传万里行、环保志愿者骑行北京等活动都纷纷展开，形成了一场席卷全国的“环保宣教热潮”。

　　继国务院颁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之后，国家环保总局也于日前颁布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该办法将强制环保部门和污染企业向全社会公开重要环境信息，为公众参与污染减排工作提供平台。

　　在透明政策的支持下，随着环保意识的增强，民间力量必将逐步觉醒，真正登上环境保护的舞台。

　　法律法规逐步完善

　　回顾环保总局频频刮起的环保风暴，潘岳曾多次表示，“我从第一次‘风暴’时就说过，‘风暴’不变成制度，不变成法律，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他认为，现在这个阶段，环境问题不再是技术、资金、运动到不到位的问题，最根本的是制度能否变革的问题。

　　的确，任何治污手段都比不上法律的铁面无私。但是，纵观我国的环保法规建设，却很难尽如人意，现行的《环境保护法》颁布于1989年，然而如今17年过去了，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和人民生活水平日渐提高，国民的环境意识和法律意识日益增强，老法规已经远远不能满足21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的新需要。

　　面对污染大户，环保部门“仍旧没有权力关停违法企业，仍旧不能罚超过20万的款，仍旧只能‘建议’相关部门对渎职或违法的官员进行处理”，执行力不足是现行法律的重要缺陷。

　　针对这些问题，2005年国家环保总局审议通过了《“十一五”全国环境保护法规建设规划》，提出今后五年全国环境法规建设的目标。环保总局将在各单项环境法律逐步到位的基础上，制定一部更高阶位的基本法律—《国家环境政策法》，以协调各种单项法律之间的不协调问题，对于一直模糊不清的环境侵权民事责任，环保局也将作为重点着手制定《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法》、《环境污染损害评估办法》和《跨界环境污染损害赔付补偿办法》。同时，对于《水污染防治法》也将进一步加紧完善，增强可操作性。

　　科技投入不可或缺

　　科学技术无疑是治理水污染的一把“利器”， 对于2005年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建设部城建司副司长张悦就曾表示，“通过自来水系统的处理，相当部分污染是可以消除的，如果有技术储备积蓄的话，哈尔滨停水四天事件甚至都是可以避免的。”

　　日前，建设部已经着手开始研究同相关部委实施“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并且储备资金将超过350亿元。此项工作正在积极进行当中，目前水专项工作已取得阶段性进展，完成了《水专项实施方案》，实施方案将在河流水环境整治、湖泊富营养化控制、城市水环境综合整治等五个主题开展研究，在2007-2020年分三个阶段实施。专项项目示范地选择上，重点考虑了“三河三湖一江一库”在内的国家水污染重点控制区域，以及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等城镇发展密集区域。实施方案于7月中旬到8月底进行综合论证，9月份提交国务院审批。

　　兴建污水处理厂也是解决水污染危机的重要手段。作为主管城市水务的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曾多次在各场合批评地方城市对污水处理力度不够。根据建设部的数据，到2006年底，248个城市没有建成污水处理厂，至少有30多个城市约50多座污水处理厂运行负荷率不足30%，或者根本没有运行。

　　“其实水污染70%是城镇造成的。”仇保兴表示，到“十一五”末，全国设市城市和县城所在的建制镇均应规划建设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

　　观察记者(实习)刘 静

　　今年3月22日中国迎来了第15个“世界水日”和第20个“中国水周”， 此次宣传主题为“水利发展与和谐社会”。严峻的水资源问题一直是我国可持续发展中一个不能回避的难点，水资源短缺已经严重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成了中国无法回避的世纪挑战。

　　多方缺水，全面告急

　　众所周知，我国是一个缺水严重的国家。虽然我国的淡水资源总量为28000亿立方米，占全球水资源的6%，仅次于巴西、俄罗斯和加拿大，名列世界第四位。但是，我国的人均水资源量却只有2300立方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在世界排第110位，是全球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

　　除了水资源的不足外，我国水资源还存在着十分严重的分布不均匀性。水资源分布的趋势是东南多西北少，相差十分悬殊。南方长江流域、珠江流域、浙闽台诸河片和西南诸河四个流域片的耕地面积只占全国耕地面积的36.59%，但水资源占有量却占全国总量的81%，人均水资源量约为全国平均值的1.6倍，平均每公顷耕地占有的水资源量则为全国平均值的2.2倍。而北方的辽河、海滦河、黄河、淮河四个流域片耕地很多，人口密度也不低，但水资源占有量仅为全国总量的19%，人均水资源占有量约为全国平均值的19%，平均每公顷耕地占有的水资源量则为全国平均值的15%。因此，我国北方不少地区和城市缺水现象十分严重。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大部分地区的降雨主要受季风气候影响，降水量的年际、季际变化也很大，因而造成水旱灾害频繁。全国大部分地区在汛期四个月左右的径流量占据了全年降雨量的60%—80%，集中程度超过欧美大陆，与印度相似。这就导致了年内的分布不均，甚至出现连续丰水年或连续枯水年的情形，使水资源供需矛盾十分突出，水的短缺问题更加严重。

　　农业缺水和城市缺水是中国缺水的两大主要表现。由于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用水占全国用水总量的绝大部分。目前全国有效灌溉面积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51.2%，近一半的耕地得不到灌溉，其中位于北方的灌溉耕地约占72%。河北、山东和河南三省缺水最多：西北地区缺水量也不少，而且区内大部分地区为黄土高原，人烟稀少，改善灌溉系统的难度较大：宁夏、内蒙古的沿黄灌区以及汉中盆地、河西走廊一带，则急需扩大灌溉面积。

　　城市是人口密集和工业、商业活动频繁的地区，城市缺水在中国表现得十分尖锐。据统计：全国600多个城市中，缺水城市已达300余个，其中严重缺水的城市有114个。

　　“水荒”已经成为了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头号大敌。

　　效率低下，浪费严重

　　除了水资源的天生短缺外，中国又是世界上用水量最多的国家。仅2002年，全国淡水取用量达到5497亿立方米，大约占世界年取用量的13%，是美国1995年淡水供应量的1.2倍。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用水量却逐年递增，速度惊人。1949年总用水量仅为1030亿立方米，1980年为4437亿立方米，2004年增长到5548亿立方米。目前我国的用水量大约是10条黄河的水量。

　　更让人忧心的是，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着水资源利用方式粗放，用水效率不高，用水浪费严重的现象，这也进一步加剧了我国的水资源短缺现象。

　　农业用水效率方面，全国平均单方灌溉水粮食产量约为1公斤，而世界上先进水平的国家平均单方灌溉水粮食产量达到2.5—3.0公斤。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仍然采取传统的大水漫灌方式，农业节水灌溉面积占有效灌溉面积的35%，而一些发达国家，节水灌溉面积比例都达到了80%以上。

　　同样，我国工业用水也存在着重复利用和再生利用程度较低、用水工艺落后、用水效率较低等一系列问题。我国2004年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为196立方米，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约为60%～65%。国外发达国家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却一般都在50立方米以下，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一般在80%～85%以上。

　　生活用水方面，公众节水意识不高是普遍存在的问题。城市生活用水的数量虽然远远低于农业用水和工业用水量，但生活用水中人们对水资源的毫不吝惜和肆无忌惮的浪费却与前两者相差不大。据统计，北京市仅一年的洗车耗水量，就相当于一个多昆明湖或6个北海的蓄水量。

　　开采过度，大量污染

　　在我们可利用的淡水资源中，有70%来自于地下，由于人口增长及对水的要求增高，也增加了对地下水的压力。许多地区，地下水正在被过度汲取，有些地区更是变本加厉，其后果就是引起水位降低，造成土地塌陷，盐水被引入淡水水源以及生态的严重破坏。

　　目前我国有50多个城市发生了因地下水过度开采而引发的地面沉降和地裂缝灾害，沉降面积达到9.4万平方公里。许多地区出现了农业、工业争夺地下水资源的状况，“井越打越深，泵越换越大，钱越花越多，水越抽越少”是这些地区普遍存在问题。

　　陕西西安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名城，同时也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城市，由于几个世纪以来对地下水的过度开采，古城西安正面临着危重的沉陷危机，西安著名的景点大雁塔，从16世纪初开始就向西北方向发生了倾斜，到1996年，大雁塔的倾斜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值1010毫米，经过各级部门近10年的抢救，大雁塔倾斜的势头得到了遏止，但它现在的倾斜幅度依然超过了1米。

　　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不合理用水以及污染加剧，中国的水质性缺水问题也日趋严重，造成了很多地区“有水不能喝”的荒唐景象。

　　黄浦江穿城而过，紧贴长江与东海的上海，一直享有“东方水都”的美名，然而，它却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城市。与中国北方一些城市水资源严重匮乏不同，上海有水，但缺的是好水。尽管上海的水资源总量较为充沛，但可利用的淡水资源十分有限，仅占地表水资源的20%。

　　黄浦江被称为上海的“母亲河”，上海市民80%的饮用水来自黄浦江。尽管近年来上海市政府加大了对黄浦江环境整治力度，但“隐形”污染依然触目惊心。目前，每天仍有数百万吨废污水排入黄浦江，一年则高达20亿吨，比全年平均降水产生的径流量还多，致使黄浦江及其支流的水质终年维持在Ⅲ类至V类之间(国家规定饮用水水源水质必须在Ⅱ类水以上)，这已经给黄浦江上游水源保护区形成较大压力。由于黄浦江取水量的不断增加，而上游来水不足以稀释排入的污水，影响到黄浦江的自净能力，加重了水质污染程度。同时，又因黄浦江是潮汐型河流，咸潮入侵更使得黄浦江下游污水上溯，对城区的水厂取水口造成极大威胁。

　　根据环境部门对全国河流、湖泊、水库的水质状况的监测，由于近年来工业废水和城镇生活污水的排放等原因，我国主要水系的水体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2003年，我国7大水系污染程度从重到轻依次为：海河、辽河、黄河、淮河、松花江、长江和珠江。

　　节水建设，刻不容缓

　　“建立节水型社会，是解决中国水资源短缺问题最根本、最有效的战略举措，其意义和深远影响不亚于举世瞩目的三峡工程和南水北调工程。”国家水利部部长汪恕成一直强调这个观点。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水利部等部门已正式出台《“十一五”时期全国节水型社会建设的目标》，值得关注的是，这个目标确定，到2010年中国万元GDP用水量必须降低20%。据水利部透露，一系列促进节水型社会建设的举措正逐步展开。“十一五”时期，内地将建设100个全国节水型社会试点，总结和推广一批有代表性的试点经验。原则上每个省区市都建设一到两个全国试点，以带动各地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开展。

　　与此同时，“十一五”期间，国家将通过五大途径来确保节水型社会取得明显成效：明晰初始水权；确定水资源宏观总量与微观定额两套指标体系；综合采用法律措施、工程措施、经济措施、行政措施、科技措施保证用水控制指标的实现；制定用水权交易市场规则，建立用水权交易市场，实行用水权有偿转让，实现水资源的高效配置；用水户参与管理。

　　我们相信，通过这一系列措施，“节水”将成为中国每个家庭的“必修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