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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杭州市抗污农妇韦东英：盼望“环保的天”亮起来

（水业中国网上海工作站5月14日讯）4月26日，国家环境部宣教中心在北京举办了为期两天的“公众参与国际研讨会”。头一天，韦东英坐了一晚上的硬座到了北京，应邀与会。

这个入选2004年度浙江省杭州市“十大平民英雄”的农妇，带来了两瓶钱塘江的水，想找人帮助化验一下，因为3月份有份报纸刊登消息说，钱塘江有个地方的水质已经是“国家一类水”，她不太相信；本来她还想带两条钱塘江的鱼来化验，她的丈夫邵关通是个渔民，有些担心，怕化验之后的结果不够好，钱塘江的鱼名声坏了，那钱塘江的渔民就麻烦了。“现在鱼很少，渔民们辛苦打上来一点鱼，拿到市场要是卖不掉，到时候都到我家要吃的，我怎么办啊？”

她还带来了一句口头禅：“有什么用啊？搞环保有什么用啊。我都不想搞下去了。”

4月23日，我在她家采访时，她也一直说着这句话。当时她还说：“去北京有什么用？我都不想去了，坐火车怪累的，我最近腰老是疼。”可她还是来了，而且把她的“环保日记”第二本和第三本，交给了环保组织“绿家园志愿者”，准备整理后出版。显然，她像所有环保人士一样，仍旧怀着希望。

■她只上到初中，2003年底，她拿起笔，坚持写了5年多的“抗污日记”

韦东英是广西柳州融安县人，1991年经人介绍嫁到了杭州萧山南阳镇的坞里村。她的丈夫邵关通，种过菜，开过拖拉机，打过鱼，一个农民能干的活，几乎都干过。这几年，一般都是邵关通打鱼，韦东英卖鱼。两人感情非常好，有一个儿子，今年上高一。

1997年开始，村里的地陆续被“放弃”，要办成南阳化工园区，这是浙江省最早的乡镇级工业园区，各种各样的工厂进驻坞里村，然后，空气被污染，水被污染，土壤被污染……

2003年底，邵关通觉得应当举报，可他不识字，于是韦东英说，我来写吧。她找来一个小的笔记本，开始记录村庄里发生的故事。“我小学的时候，其他的学得不怎么好，就是拼音学得好。后来父亲要我继续上学，我不想好好上，就说，现在认那么多字有什么用？反正我会拼音，以后碰上什么字，一拼就知道了。”

2004年，有个叫干海峰的人，才25岁，结婚几个月。患肿膈癌不到十个月，死了，抛下了新婚妻子和年迈的双亲。死前，他紧紧拉着韦东英的手：“嫂子啊，我看来是不行了，你站出来为大家说话吧！”韦东英跑到江边，呆呆地望着曾经清澈见底的钱塘江。

“我从胡阿条媳妇那里借来照相机，到南阳开发区的污染厂排污口拍照，往江城路这里到大展生化旁的沟里，有红色的污水往沟里排。”韦东英在2004年3月31日的日记里，这样写道。

韦东英想要弄清楚是什么东西流入了江里，把那么多鱼都毒死了。“还有，假如我要死了，我一定要别的人知道我是怎么死的。”她开始收集水样，各种各样的瓶子，装着各种各样颜色的水，“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的，哪家的，什么日期的水。光白天去不行，夜里也要去查看，他们都在夜里偷排。”

如今，有人捐赠给她一个数码相机，她自己又掏钱买了台电脑，只是还不太会上网。几年来的照片洗出来后，装在一个袋子里。只要精心地整理出来，就能看出几年来环境变化的脉络。

比记日记、拍照片更多的，是她不停地举报，给各个部门尤其是环保部门打电话。“他们都被我烦死了”。正是她坚持不懈地“告状”，才不断地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而她也被评为2004年度杭州的“十大平民英雄”。“有时候想一想挺有趣的，我一个广西来的人，成天关注浙江的环保，关注钱塘江的污染问题。现在我们旁边有些人，看到了污染，不去找环保局，不去打污染举报热线，而是跑来找我，告诉我各种消息，好像我能起什么作用似的。”如今萧山已到处都是工业园区。“很早以前，就有消息说我们这个南阳化工园区要关停；后来又有消息说，它要在2007年底之前搬迁。现在又有消息说，它的排放已经达标了，不要搬迁了。前两天我家后面的那个镀锌厂给我打来电话，说再给他们一个月的时间，到5月15号一定把污染治理好。此前，他们给我打过好几次电话，说3月份会弄好，又说4月20号会弄好。但愿5月他们真的会弄好。”

■空气里有一种奇怪的味道，十几年来，在这味道笼罩下，村庄里一栋栋华丽的房子拔地而起

空气中一直有一种奇怪的味道。这种奇怪的味道笼罩了坞里村十来年。

这个村庄的房子，华丽、威风，一栋比一栋漂亮，一派富裕殷实，都是当地农民用血汗钱盖成的。邵关通说：“我们这里的人很看重房子，平时挣点钱，舍不得吃，舍不得喝，都攒着盖房子。”邵关通的房子在村里不算漂亮，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他们的家境还过得去。“可就盖这样的房子，也很艰难，我们的债去年才算还清。”

他家前面的院子里，种着杜鹃花、兰花、三七，旁边种着石榴、无花果和枇杷。54岁的邵关通走到我身边，点燃一根烟，“你看到那些石榴了吗？马上要开花了，红色的，非常漂亮，然后它们会结果子，到秋天熟了之后，剥开皮一看，里面全都黑烂了。”他让我再看看那棵枇杷，“过去枇杷结的果子有鸡蛋那么大，现在，只有鸽子蛋那么大。”

■2003年7月15日

早晨，我在钱塘江边的排污口看到了死鱼浮在污水中，就打电话叫葛建华拿照相机把当时的情况拍了下来。晚上，渔民戴金海和蔡本刚一起到钱塘江里去捕鱼，渔网刚刚放好，看见三号坝头的排污口在大量排污水。把整条江染成了红色，还看见小白点子在水面上浮动。

■2004年4月28日

劳累了一天，本想好好休息了，可旁边的热镀锌厂扔铁块发出刺耳的噪音，震动了整间房子，在家里像有地震一样。我就到该厂叫他们晚上不要吵了，这样旁边的人无法休息。

这样生产厂长走出来，说我没有权力说他们，并说我的性命是一文不值，这么一说，我就跟他吵了起来。下面发生的事我是无法忘掉，说了也嫌烦，不说了，气死我了……

■2005年9月30日

陈云买了一条江豚，电视台来拍电视，老百姓看到这种情况说：“叫他们来拍污水他们不来，一条江豚就兴师动众，总这样下去人不可能像江豚，面临绝种时，谁又来给人类拍照？”

■2006年10月20日

我跟胡阿条说我们这里的环境不知该怎么办。事情越来越糟。她还安慰我说：“东英，事情慢慢弄下去不能心急。总有一天天会亮的。”我也在盼天亮的时候。

枇杷树和石榴树的旁边，有个小水塘，是他们家的鱼塘。那些化工厂、电镀厂搬来之前，这个水塘养着鱼，家里吃剩的东西，倒进去做饵料，一年能长一尺多长；放下去的螃蟹，也长得很快。现在，鱼塘里什么也没有，“有那么几条小鱼，天一下雨，鱼就浮头了，翻塘了。可以想像一下空气中有什么东西被带进了水里。”

院子中还有个水井，邵关通掀开压井的石块。三四米下面，可以看到静止的水，像生锈了一般，显然，水井已经长时间不用了。

我到村里随意采访，村民说：“过去我们家家户户都有水井，后来，水没法喝了，就改喝自来水，政府把水从萧山自来水厂用管子接了过来。可大家很清楚，自来水也取自钱塘江。可还是有那么几户人家，仍旧在使用井水。”

■她常为自己的身份困惑：我们到底是谁？韦东英说：“以前我们村里空气很糟糕的时候，来找我的人说，你们这不是人住的地方。可我们一直住在这里，今后还可能要住下去。那么我们是什么东西？”

她又处在另一个身份困惑中：“我们到底是谁？说我是农民？可我现在已经没有地，连口粮田都盖上工厂了；我们现在家里吃的用的，一切都是买的，吃的米，是东北大米，吃的菜，是别人种的菜；过去家里来了人，我们马上就能搞出一桌菜来，菜园里摘点蔬菜，杀只鸡，切斤腊肉，鱼塘里捞条鱼或者让我们老邵到河里打些鱼，都是很容易就办到的事。可现在，什么都得靠钱。一家三口人，村里每年给补贴‘土地出租费’1200元左右，平均一人一天一块钱。说我是居民？村里正在办的‘农转非’手续还没办下来，即使办下来，我们过去那么多年的农业劳动，该怎么换算成工龄？否则，到了退休的时候，一个月拿个350块钱，怎么过？现在难道要把自己放到冰箱里冰起来，等有钱了再出来吃喝？”

随着媒体报道日益增多，社会对她所举报的问题越来越关注。“浙江省环保局局长戴备军曾经到我家里，对我们管工业的副镇长陆伟说：你们得想个办法，下个决心，要么搬工厂，要么搬村庄。总不能村庄也舍不得搬，工厂也舍不得搬。”

戴备军看得很清楚，坞里村不能再与工厂相伴而生。许多工厂，与村民的住宅就一墙之隔。一个叫钱月明的村民说：“过去工厂离村民的住宅还有那么几百米的距离，中间是水稻田什么的。如今，所有的田地都成了工厂用地了，工厂也就离我们越来越近了。”

韦东英对我说：“企业是在变化，南阳有了个污水收集中心，说是把污水收集到一起后，再输送到17公里外的污水处理厂去处理。水经过处理之后直接排到钱塘江中。一些企业过去白天明目张胆地排放，现在可能只能在夜间，在潮水大的时候，偷偷地排，让潮水带到大海去。”

钱塘潮自古是自然奇观。邵关通一年到头在钱塘江打鱼，他对钱塘江的变化最为清楚。他说：“离我们家不远的一个小山包上，就修了一座观潮城，许多人会在观潮时节，到那里欣赏潮水。可是不知道他们想过没有，这钱塘江的水，从十几年前，曾经被严重污染了。”

■她把信寄到国家环保局，连续两个月都没睡好觉，等信，然后终于有了回音

2004年春季的一个深夜，韦东英和丈夫来到钱塘江，一家排污口又在排污水，韦东英拍完照，正用空矿泉水瓶在出水处捞取水样时，不小心掉进了江里，差点遇险。

韦东英将取来的水样，连同照片一起交到了萧山区环保局，环保局核实后对排污企业作了行政罚款处理。几天后，那家企业再次向钱塘江排放污水。她有些失望。她在寻找有效的途径。

一天晚上，韦东英看电视，新闻上说的是某地一家企业排放污水的情况，不久，传来了那家企业已被关闭的消息。韦东英突然明白，环保必须借助

新闻媒体，让大家来共同监督。

韦东英当下就将思路告诉了邻居们，她起草了一份举报材料，连着两天，陆陆续续有一千多村民在上面签了字。材料，照片、水样，还有她的“环保日记”，韦东英准备得足够充分后，和几个村民一道，来到杭州找到浙江省的几家新闻媒体。随后，多家媒体先后派出了记者，到坞里村进行实地采访。

韦东英同时又将材料寄到了中央电视台、国家环保总局等单位。她把信寄到国家环保局后，连续两个月都没睡好觉，等信，几个月后，有了回音。

杭州市相关部门采取了一定的处理措施，然而，事情并非那么容易彻底地解决。韦东英继续记着她的环保日记，用各种各样的瓶子收集着她的样品。只是，她夜里去得更多了，因为企业都学得更“狡猾”了。

她又开始失望起来，也许媒体也没什么用处？有个作家这样写道：“韦东英的名声越来越大。2004年9月的一天深夜，熟睡中的韦东英被惊醒，她赶忙翻身起来，原来是窗玻璃被人砸了。次日开门，门前还躺着十几只死鸡，一只血淋淋的猪头挂在墙上。”

2008年4月23日，韦东英对我说：“当时没发生这样的事。我们不能冤枉人，没有的事不能乱说。不过大家把东西写在网络上了，我也不知道该找谁去修改回来。”

包括韦东英最传奇的一个故事，其实也是与事实有出入的。网上有个“杭州奇女子惊人之语……”的帖子广泛流传，说她一个比喻，当场令市长难堪，“甩手而去”。

“其实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杭州电视台有个节目主持人叫张平，来采访我，市领导托他带个话来说，政府很重视南阳化工园区的问题，三年后一定解决，请我理解一下，再让企业生产三年。当时我对张平说，那你也转告市领导，问问她，我听说排放污水等于杀人，如果一个杀人犯对公安说，你们先别抓我，让我再杀三年的人，到时候再抓吧。你问她这样行不行。”

不久，有人问韦东英，怎么能想到这么有力量的话。她说，其实我也是被逼急，一急，就说出这样的话来。

几年来，她慢慢地发现，自己正“惹火烧身”。她感觉不停地举报正在给自家“惹祸”。“当年有人对同村的人说，如果谁能劝韦东英不到处举报，就给他奖赏10万元，我居然那么值钱。现在，我自己灰心了。”

■空气污染比战争还难躲。你说不定能躲过子弹，空气污染无处不在，你躲到哪里去？韦东英很直率，很爽朗，很坦诚，也很幽默，她的嘴里，经常能蹦出一些妙语。

比如她说，空气污染比战争还难躲。要是发生战争了，一颗子弹打过来，我低头，趴下身子，说不定就躲过去了。而空气污染是无处不在的，你躲到哪里去？

比如她说，环境保护最好动用部队来管。我们农民不行，农民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改变不了，环保局的官员似乎也不行。最好是污染环境的人，马上就关起来，污染环境的企业，马上就给包围起来。比如她说，我们中国人那么聪明，为什么非要靠污染的工厂来发展？我们村有个农民对我说：政府办工厂，是为了税收，那你们不要办了，我们来交税收，你要100元，我给你交200元好了。听到这话，我就想，我们中国人那么聪明，为什么非要靠办污染的工厂来挣钱？为什么挣钱的过程非要伤害农民的利益、伤害土地的利益、伤害环境的利益？伤害子孙的利益？

比如她说，开会有什么用？从我开始关注环保以来，发现中国的民间环保人士，一直都只是那么些人。大家动不动到北京开个会，开来开去，还不如拿这些钱来做点事。

韦东英认为希望还是寄托在国家环保部门。我希望国家环境部能够派工作人员到南阳实地调查，看看这里是否真的如当地报告里所说的那样。我们老百姓需要真正的知情权，我们要知道这里的环境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我太累了，撑不住了，我文化程度也不高，实在做不下去了，做这种事没有好下场。我想请他们把我们的环境弄好。我想关通去捕鱼，我去卖鱼，我就想过这样的日子。

4月26日晚，韦东英给我发来短信：“我们家老邵刚刚打电话来，说，我们村里一个正在工厂里上班的人说：厂领导叫职工把厂房收拾干净，国家环境部要到南阳检查了。但愿这不是传说。”

4月27日，会一开完，韦东英就着急坐火车回萧山坞里村去了，她的日记会继续写下去，她的举报电话会继续打下去，与她共同战斗的人，会越来越多。

（来源：北京青年报，上海供排水项目网helen编辑，2008年5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