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中科院院士刘建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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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业中国网上海站9月1日讯)刘建康院士是鱼类学家、生态学家、中国淡水生态系统研究奠基人之一。1917年9月1日生于江苏吴江,1938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生物系,获理学学士学位,1939年入国立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水生所前身,时在重庆北碚)做研究生;1947年获加拿大麦吉尔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9年2月由美国回到上海任中央研究院动物研究所(水生所前身)研究员。1950年1月中科院设立水生生物研究所,刘被聘为研究员,1954年随所迁至武汉,先后任水生所鱼类学组组长、湖泊水库研究室主任、所长、名誉所长等职,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刘建康人生格言
重视科学实验,着眼社会实践;不唯上,不唯书,不唯权威,只唯实;独立思考,敢于创新。
》》》》核心提示
■27岁时,他在全世界首次发现鳝鱼从小到大由母变公,并由此打开了一个新颖的研究领域之门。
■他的研究成果开创了我国大中型水面养鱼的先例,使亿万中国人吃鱼不再难。
■不少人认为东湖应该停止养鱼,可他提醒我们:在截污还未完全处理好之前,东湖不能停止规模养鱼,否则将再度爆发大规模蓝藻水华。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刘建康,今天是他九十华诞。回顾人生,老人说最欣慰的事情是:自己有一些创新的科研成果,而且这些成果对社会有用处。
昨日上午9时,记者按约来到刘先生的寓所。接过记者献上的花篮,刘先生十分高兴。他告诉记者,去年,水生所曾提议给他庆祝90岁生日,被他婉拒了。“我去年只有89岁,还不到年龄呀。”
虽然已是90岁高龄,但刘先生耳聪目明,步履稳健。他告诉记者,每天早晨,他5点钟按时起床,然后出去步行一小时,大约7000步,然后洗个澡,吃早餐,开始一天的工作。“到邮局发信、到商店买小件,都是步行,从不用拐杖。”
好奇心促使新发现,鳝鱼“先当新娘、后当新郎”
国际学术界知道刘建康这个名字,是在1944年,那一年,他在一份刊物上署名发表了“鳝鱼始原雌雄同体现象”论文。
谈起当年的这一发现,刘建康说“主要是好奇心的驱使”。
1941年,刘建康在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工作。当时,为躲避战乱,研究所内迁至重庆附近的北碚镇,生活十分困难,大伙想吃鱼但又买不到,于是晚上打着火把到农田中去捉鳝鱼。
在大伙到农田中捉鳝鱼的时候,刘建康想:如果采用人工养殖,就可以让大伙吃上更多的鳝鱼。于是,他挖了一个鱼池,并从市场上买来一批大鳝鱼投进池中。养了一年,池中的鳝鱼没有生殖;第二年,情况仍然如此。“为什么这些鳝鱼都不生殖呢?”他将这些大鳝鱼杀掉一看,发现全为雄性。“怪了,为何是这样呢?”他从市场上买了数百条小鳝鱼,宰杀后发现:小鳝鱼全是雌的。
通过研究,他得出结论:鳝鱼刚生下时全是雌的,长大以后,就逐渐变成雄性了。
1944年,他将这一发现写成论文发表,受到了国际动物学界的高度关注。1947年7月5日,英国皇家学会博洛博士在世界顶级的科学杂志《Nature》上写了一篇专题评论。开头便说:“从1944年一篇描述黄鳝性腺论文的发表,刘提供了新的和有趣的有关低等脊椎动物性别决定机制的证据,并打开了一个新颖研究领域之门。”
这一评价对时年30岁的刘建康是极大的鼓舞。从那时起,刘建康坚定了一生为鱼、为鱼所栖居的生态环境而潜心研究的信念。
历时20余年,组织编撰中国首部长江“鱼书”
新中国成立以前,我国没有系统的鱼类生态学专著。1954年,刘建康随中科院水生生物研究所迁至武汉后,组织上把研究梁子湖鱼类生态学的任务交给了他。
接受任务后,他提出并实施了在梁子湖进行鱼类生态调查的方案。后来,他与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的专家密切合作,在长江上、中、下游设立调查站,调查站上游设在重庆的木洞,中游设在宜昌,下游设在崇明岛。
为了让调查得来的数据翔实可靠,刘建康时常往返三地,反复核实、比对物种。有些同事不习惯,背地里常说刘建康过于死板。刘建康说,科学来不得半点的马虎,只要落笔,那就要对历史负责,绝不能让一丁点谬误传下去。
在刘建康、陈佩薰组织下,经过20余年的研究,汇集水生所、华农等单位多位科研人员的智慧,《长江鱼类》一书于1976年问世,共40余万字。这是我国第一部淡水鱼类生态学专著,为日后论证葛洲坝和三峡大坝对鱼类生态影响,提供了科学依据。
探索大水面养鱼,东湖养殖场戏剧性增产
许多人可能不知道,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鱼米之乡没有鱼吃”,即使在武汉,鱼的供应也十分紧张,每个家庭每月只能凭票购买几斤。原因何在?原来,当时渔业生产比较注重池塘精养,却对大面积的湖泊、水库利用不够,长江中、下游的湖泊大多数是靠鱼类的自然繁殖、生长,渔民无限制的捕捞,很少进行人工放养,即使有几个中、小型湖泊实行了人工放养,大都是亏损。
刘建康提出,把宝贵的土地资源挖成鱼池不合理,应该利用大水面养鱼。他的主张,与当时的“主流观点”格格不入,但刘老仍坚持己见。
1971年以前,位于水生所旁边的东湖养殖场年年亏损,向水生所求援。1972年,水生所组织科技人员,开展东湖渔业增产和稳产高产试验,该课题由刘建康主持。
刘建康对东湖的养殖状况开展认真调查,得出结论:东湖养殖场确实有其特殊的地理条件,有些地方适合养这样的鱼种,有的地方适合养那样的鱼种;还有的地方鱼苗投下去不久,大多都被野鱼吃掉了;另外,东湖的拦鱼设施也存在问题,捕捞方法也需改进。他提出:应该调整放养对象、提高鱼种规格、改进拦鱼设施、控制凶猛鱼类和改革捕捞技术等。
实施刘建康提出的五项措施后,东湖鱼产量连续7年平均每年以20%以上的幅度递增,由1971年年产180吨,到1978年达到年产801吨。
东湖的实践,为我国湖泊的渔业利用开创了成功的先例,在全国得到推广。1991年,国家农业部颁发荣誉证书,表彰刘建康为发展大中型水域生产作出的贡献。
忧心生态恶化,呼吁东湖暂时不要停止养鱼
在东湖之滨生活了60多年,刘建康对东湖有着深刻的感情。
他告诉记者,刚定居东湖之滨时,东湖四周人烟稀少,湖水清澈,湖里的黄丝草茂密得像水下森林,形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随后的年代里,随着湖区人口增加和工农业发展,加上对东湖筑堤分隔等,东湖的水文、水质条件恶化,昔日茂密的水草消失殆尽!
东湖生态的恶化,使刘建康忧心如焚。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他开始了东湖生态保护的研究。
1980年前后,每到夏季,东湖湖面就会出现水华现象。水华爆发时,东湖水粘稠得难以拨动,散发出难闻的恶臭。然而,自1985年后,东湖的水华现象竟神秘地消失了。
东湖水华消失之谜,引起了刘建康的极大兴趣。在他指导下,谢平博士牵头投入了这项研究。从1989年起,谢平等人先后在东湖里进行了4个夏秋的原位围隔试验,即采用放养鲢鳙鱼来控制微囊藻水华的生长,同时观察鲢鳙鱼放养量与水华现象之间的关系。试验证明,在养鱼的围隔里,蓝藻的份额减少很多;在不养鱼的围隔里,蓝藻水华则生长得很好。已经出现微囊藻水华的围隔,在引进鲢或鳙鱼之后10天至20天,水华即全部消失。试验还证明,每立方米水投放46克至50克鲢鳙鱼,控制水华发生的效果最好。而放养草鱼完全不能控制水华。
谢平等人由此揭开了东湖水华消失之谜:养鲢、鳙鱼的水域里不出现水华,在于鲢鳙吃掉了导致水华发生的藻类,改善了水质。
揭开这一谜底,对控制水华有重要意义。目前,该研究成果已在滇池、巢湖水污染治理中得以应用。
在即将结束采访的时候,刘建康十分动情地说,社会上至今还在流传一种说法,说东湖的水是湖里养鱼搞坏的。“这是将人害嫁祸于鱼的谬论。东湖的污染是由生活污水和工业废水引起的,东湖的治理,首先要抓工业废水的违章排放和生活污水的集中处理,要动真格!”
(来源:楚天都市报,作者:记者卢平川、宋效忠/通讯员张晓良,2007-09-01)(水业中国网戴晓红编辑)